我的写歌情趣

作者:傅少波         发布时间:2014/12/9 9:50:29         人气:811次

                  我的写歌情趣

                      傅少波

1965年秋,我在武汉市马房山中学读高三时,学校组织学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活动。我们班去的地方就在不远的南湖幸福渔村。白天,我们与没出湖渔民们一道挑土推车、修堤堆坝,以拦起一片湖湾建一个高产养鱼场;晚上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听渔民们在会上忆苦思甜,痛诉旧社会遭受渔霸欺压剥削、逃荒要饭的悲惨日子。耳闻目睹渔民群众新旧社会两重天的不同境遇,我情不自禁连词带曲写了一首诉说渔民旧社会悲惨命运、歌唱新社会幸福生活的《幸福渔村歌》。村里一些年轻人要我教他们唱。我把歌子用毛笔抄上大纸贴上墙,手持教鞭带着深情教唱起来:“南湖岸边有一个幸福村,村里边住着打鱼的人,电灯电话自来水,红砖红瓦红心人……”没想到歌子一下子就在全村传唱开。那些青年渔民走路时唱,出湖捕鱼在船上也唱。傍晚听到《幸福渔村歌》伴随着他们捕鱼归来,心里充满了甜滋滋的味道:我写的第一首歌成功了,群众爱唱呀!

小时候我就爱唱歌,那些优美的旋律、欢快的节奏总让我久唱不止,乐在其中。从爱唱歌到扳着指头学识简谱,从先唱一句譜再唱一句词到一首新歌到手便可眼瞥谱子直接唱词,数年的迷恋使我的识谱能力达到精炼的程度。记得1964年毛主席发表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主义斗争的谈话,武汉组织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立即响应。在行进中,游行指挥部传发下来一首新歌,要求各单位即教即唱,边行边唱。我们学校把教歌的任务交给了我。此时我的识谱能力便发挥了大作用。由于我无需先教譜,直接教唱歌词,我们学校便在整个游行队伍中最先唱起了这首新歌。当“要巴拿马,不要美国佬”的雄壮歌声阵阵响起,游行队伍的声势一下子就掀起了新的高潮。

爱唱歌,善识谱,自然就产生了自己写歌的念头。1964年冬,父亲从武汉部队复员到江西,我一人仍留在武汉念书。寒假我没回家,在学校孤独地守着三层楼几十间的学生宿舍。我买来一本《唱歌·教歌·写歌》的书,在寝室里独自地看呀,唱呀,写呀。有时为推敲一句曲调,不由慢慢踱步,边走边唱,细细体会。就这样,我在课外的学习中开始步入了谱曲写歌之门。想不到这次在幸福村牛刀初试的《幸福渔村歌》竟然得到了渔民们所爱,叫我写歌的兴头怎不更高?

1966年高中毕业时正遇文化大革命开始,国务院宣布取消旧的升学考试制度,要求高初中毕业生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经受锻炼,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接受教育。我下放到了父亲的复员地江西修水县太阳升公社(即三都)。在一次次文艺宣传队的活动中,我努力发挥着自己的特长,写下了许多舞台表演唱节目。其中有以春光大队为题材的《唱唱春光新面貌》和《我爱我们的春光》,有以农机厂为题材的《姑娘爱用打谷机》、《赶制磨薯机》和《农机新花开山乡》,有以省劳模、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樊孝菊模范事迹为题材的《种秧》,还有以“四人帮”倒台后郭沫若所写的词为词而写的歌《大快人心事》等等。这些表演唱都被选调在全社和全县的舞台上演出展示,个个获奖,有的是优秀节目奖,有的是创作奖。我那已尘封多年的抽屉里,至今仍塞满着当年的那些奖状和证书。写歌最需要情感,要进入“入迷”状态。即使我进山去采购木材,工作之余仍念念不忘写歌。那时有一篇日记曾记下这样一个镜头:“进山借住山民房,傍晚漫步小港旁。脑海旋律阵阵过,停步笔录口吟唱。”

写歌的爱好不光能出作品,还使我与两位情趣相投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原本是个不愿交往也不善交际的人,但遇上了相同的写歌爱好者便有说不完的话。1980年元月,县文化馆的音乐老师童学通来公社指导群众文艺工作。我俩认识接触后话儿聊不尽,只觉得“酒逢知己千杯少”,相互倍感亲密。有一回我在公社影剧院筹建组工作时出差县城,找他聊天聊到半夜。他送我回旅社,可到了旅社门口我又返送他回家。到了他家门口他又硬要再次送我回旅社。送来送去的几乎应上了“张郎送李郎,一夜送到大天光”那句话。其实,我们也是为在反复相送的路上多说一些相投知己的话。童老师是九江地区音协理事。经他的推荐介绍,我成了地区音协会员。1981年夏天,我因私事去武汉,匆忙中忘了到公社开一张身份介绍信。那时还没有公民身份证。住旅社时,服务员说没介绍信不能住。我试着掏出音协会员证问服务员:“这个行不行?”他一瞧,脸上露出了笑容:“有这个证件当然可以。”没想到童老师帮我办好的音协会员证还顶上了证明身份的用途。另一位好友叫胡伟,是1980年恢复公社文化站后的第一位站长。共同的爱好也将我们紧紧连在一起,至今相好近30年。我为他编办的《三都歌声》油印刊物创作了《门前喜鹊叫喳喳》、《高山顶上亮起一盏灯》和《少奇同志,我们想念您》等一些歌曲。他自己的作品更不少。我们经常在一起谈作品,谈体会,谈经历,互相流露出相见恨晚之情。当时我在日记中写了一篇《交友》:“文化站前大门开,优美琴声飘出来。站长胡伟琴艺妙,更有品性对我怀。音乐创作他欢喜,填词谱曲我素爱。情趣相投恨见晚,街步漫聊心畅快。千金难买真诚友,我当与之衷情待。”他比我年轻十来岁,音乐技能和工作方面的进步却大大超过我。如今,他虽然有了一大串的头衔——中国群众文化学会会员,中国管弦乐学会会员,江西省音乐家协会理事,九江市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县音舞协会主席,县文化局副局长,县文化馆馆长——却始终没有淡薄和我的友情。我俩见面仍然一聊就是大半天。间或他还与他的父亲、妻子和孩子一道专程到三都我家来玩。我感到这样的友情十分难能可贵。

本来,随着年岁的增大,我的写歌兴头已渐渐低落下来。可是,近些年县里组织的文艺演出活动日见加温,常常要求各乡镇也组织队伍带上自编自排的节目赴县演出。我们文化站又要我这个写歌的“老爱好者”动笔创作。于是,2004年我为镇里的演出队参加全县汇演写了《喜看三都新气象》,同年又为三都工商个协演出队参加全县“光彩之夜”汇演写了《乡村盛开民营花》,2006年为三都老年协会演出队参加全县老年文艺汇演写了《好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蒸蒸日上》,2007年为电视直播全县春节联欢晚会安排的三都镇参演节目写了《蚕农乐》。这些节目的演出,次次成功,个个获奖。《乡村盛开民营花》还被选调参加九江市汇演,受到市领导同志的夸赞。那次老年文艺汇演在县城“晚情乐园”演出,三都演出队由镇人大常务主席王成生带队。演出结束颁奖时王主席上前领奖。他怀抱首屈一指的一等奖大奖牌,面对连连闪烁的摄影镜头,张着口笑得乐开了花,心里不知有多高兴。我更为自慰的是最后一次写的《蚕农乐》,成了整台晚会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我的好友、县文化馆馆长胡伟认为,我写了这么多年的节目就算这个节目写得最好。他还告诉我,原县剧团的一位老演员从不轻易称赞别人的节目,这次看了《蚕农乐》竟然开了金口:“这是个难得的好节目!”想不到临近退休,我的写歌爱好仍给群众的文化生活送上了更可心的食粮,为满足社会需求提供了更好的奉献。

                                         2008-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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