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建党初期的峥嵘岁月

作者:李海涵         发布时间:2014/4/15 7:24:28         人气:1533次

                            天津建党初期的峥嵘岁月

                                          李海涵

   早在1919年,李大钊就在天津与俄国共产党人进行联系,探讨中国革命的问题。1920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1920年2月,李大钊同陈独秀一同到天津,与第三国际的代表、俄国共产党驻天津的文化联络员鲍利维进一步讨论了组建共产党的形式、党的领导作用和如何在天津开展革命工作等问题,当时由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的张太雷担任翻译。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首先发出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同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并介绍天津的张太雷、江浩加入,张、江二人成为天津最早的共产党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担任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仍然领导天津的工人、学生、妇女开展革命运动。后来,李大钊、罗章龙陆续在天津介绍于树德、安体诚、安辛生、李培良、李锡九、于方舟、张隐韬、韩麟符、陈镜湖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直属北京区委领导。1923年6月,中共三大决定李大钊为党中央驻北京代表,担任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北京、天津、直隶北方党组织的工作。12月下旬,李大钊再次亲临天津指导共产党天津地方党的筹建工作。

   1924年3月9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委员会正式成立。于树德、李峙山为书记部正副主任,团员11人。这一年的春天,党中央派出特派员蔡和森来天津视察工作,并督促于方舟负责组建中国共产党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为了充实各地党的力量,改变当时天津党团组织合在一起工作的局面,6月14日,党中央和团中央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将党团组织分开,将超龄的团员经审查尽量吸收为党员。李大钊对此十分重视,派赵世炎来天津,具体主持天津的团员转党的工作,当时有9人陆续转为党员,到7月,天津已有党员20余人。

   1924年7月,在北京区委赵世炎的主持下,根据中共第一次修正章程的第6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法租界20号路普爱里34号(即,和平区滨江道普爱里21号)正式成立。这座普通的二层楼房,是共产党员江浩的住宅。于方舟、江浩、李锡九、张兆丰等一批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就在这栋楼房的一楼举行了会议。在这次成立会上,他们详细讨论了建党后的具体方针和行动纲领,选举于方舟为地委委员长,江浩负责组织工作,李锡九负责宣传。并决定暂时将地委机关设在江浩家,以后视情况决定是否转移。中共天津地委的成立,标志着天津市第一个正式党组织的诞生。从此,在中共天津地委的领导下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中共天津地委建立后,(地委机关迁至英租界义庆里40号)在这里举办过革命理论学习班,不少同志经过短期培训,被派往广州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也有的被送往苏联学习。与此同时,还做出了关于在天津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决议。为此,地委首先将工作重点放在工人运动上来。1925年春,地委在河东郑庄子开办的平民学校正式开学。课堂上除了讲解课本知识外,更主要的是讲阶级斗争的道理,工人的思想觉悟很快得到了提高,为开展工人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久,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开展。此后,裕元、华新等纱厂工会宣告成立,成为天津工人运动的重要转折点。

   天津地委在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还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于1924年9月组织成立了天津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参加反帝大同盟的有早期保留下来的觉悟社、新生社、女星社等26个革命团体。这年的5月7日,是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定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国耻纪念日。这一天,天津地委召开了群众集会,与会者达几万人。会上,散发了《勿忘“五七”国耻纪念》等传单,并进行了市委游行。这次集会游行表明党组织的强大,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天津地委的成立,点燃了革命的火种,至1926年,由天津地委领导的基层党支部达24个,发展共产党员400余人。

   1925年5月15日,上海发生了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事件。5月30日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屠杀爱国学生和群众,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为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中共天津地委及时发动群众,在6月份连续组织了三次十余万人的大规模机会和示威游行,愤怒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革命运动。在此期间,中共天津地委还成功地组织了海员工人大罢工和“裕大”纱厂工人反击日本资本家阻挠工人建立工会的斗争,显示了天津工人阶级威武不屈的革命精神,这就是天津工人运动史上的著名的“砸裕大”斗争。事后,地委决定转天在河东举行大会。第二天工人开始集会时,遭到反动军警的袭击,打死工人20余人,伤100余人,造成严重的流血事件。惨案发生后,地委决定革命活动转入地下,天津人民陷入奉系军阀的白色恐怖之中。1926年11月23日,军阀政府与英租界当局互相勾结,查抄了义庆里40号,先后逮捕江震寰等15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革命志士,中共天津地委机关遭到破坏。

   为了领导北方党的工作,党中央决定在天津成立中共顺直省委(机关设在今和平区山西路耀华里2号),把中共天津地委改为中共天津市委,继续领导天津党的地下斗争。

   1927年8月16日,由于叛徒的出卖,褚玉璞派军警到英租界求志里(今长沙路求志里17号),逮捕了市委书记李  季达,组织部长栗泽和其他负责人共13名,押进监狱,11月18日,天津市委书记李季达及其他人员,在南市刑场被杀害。据统计,从1926年11月至1928年1月,中共天津地方党组织连续9次遭到破坏,100多人被捕,2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惨遭屠杀。

   1927年8月7日,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的任务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总方针,并决定重新组建党的组织工作。同年九月,在王荷波、蔡和森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天津重建。中共中央北方局主要负责顺直(今河北)、山西、满洲、河南、内蒙和山东等地党的组织工作。第一书记为王荷波,建成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传达、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整顿党的组织。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受陈独秀右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中共顺直省委内部出现了严重混乱的局面。1928年7月,党中央特派员陈潭秋、刘少奇亲自主持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在肃清右倾机会主义残余的同时,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就在会议召开之际,党的“六大”正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批评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盲动主义的错误。党的“六大”结束后不久,顺直省委接到中央的通知: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将到天津,传达贯彻中央“六大”精神,进一步整顿顺直省委。

1928年12月11日,周恩来一身商人打扮由上海乘船来津。住在日租界北洋饭店(即:兴安路201号,现已拆除)下榻。第二天上午,陈潭秋、刘少奇、郭宗鉴等人到饭店,向周恩来汇报了顺直省委情况和存在的突出问题。随后,经过研究决定在12月下旬召开省委扩大会议。

12月下旬,在法租界老西开教堂后大吉里的两间平方里(今国际商场附近,现已拆除),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题为《当前形势和北方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指出“左倾”盲动主义是当前党内的危险倾向,白区党的主要任务是“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争取群众,开展斗争,迎接革命新的高潮”。在为期三四天的会议期间,周恩来用了三个半天的时间讲话和回答问题,为顺直省委制定了正确的路线。陈潭秋、刘少奇也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会议一致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并决定改组顺直省委。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不在设天津市委,天津党的工作由省委直接领导,同时,在市内设立下边、河北、河东、租界四个区委。会后,在法租界“佛照楼旅馆”(现哈尔滨道50号),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了党的决定。因工作需要,刘少奇回中央工作。1929年初,周恩来离开天津。

   在周恩来的艰苦努力下,扭转了顺直省委的混乱局面。党的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不到半年的时间,党支部就建立了104个,党员发展到1900余人。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对整顿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从此,天津党的工作又逐渐开展起来。

   1936年3月的一天,细雨下个不停,刘少奇同志身穿长袍,头戴礼帽,脚穿圆口布鞋,化装成教授模样,坦然走出天津东车站。他奉党中央的委派,从陕北瓦窑堡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到天津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今和平区黑龙江路隆泰里19号)书记,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领导北方白区斗争。

   少奇同志到达天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已经把魔爪神道了华北腹地,中华民族正面临着灭亡的危机。为了把抗日救亡斗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少奇同志卓有成效地做了大量地工作。他首先把一些支持中央正确路线、方针的同志安排在北方局和市委的重要工作岗位,并经常地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开展斗争。他每天除了阅读党的文件外,还要看大量的白区各种报刊和一些其他资料,据以分析革命斗争的形势。他用陶尚行、吕文、凯丰等笔名,为党的刊物撰写了许多指导白区工作的文章。在少奇同志主持北方局工作期间,一度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危害而遭到破坏的党组织,又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自“一二九”运动后,北平地下党员由50人增加到近500人,天津地下党员由几十人增加到几百人,京东、津南、直南等地区的地下党员共计三万余人;与此同时,北方的各种抗日团体纷纷成立,开展了一系列的游行示威、演讲宣传、募捐、慰问活动。经过深入调查,刘少奇同志又提出了华北地区党的工作方针:坚持中共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组织群众,联合一切愿意抗战的党派和阶层,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北方局的努力下,华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1937年初,中共中央北方局结束了它在天津的使命,迁往北平,刘少奇亦离津赴平。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方局机关又迁往太原。在那里,与八路军总部靠拢,共同领导华北军民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持久的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