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天津市第一任党外人士副市长——周叔弢

作者:李海涵         发布时间:2014/2/19 14:05:04         人气:2069次

               怀念天津市第一任党外人士副市长----周叔弢

    天津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也是国务院命名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天津五大道历史风貌建筑区已有近百年历史,是天津“小洋楼”最为集中的地区。该区占地137公顷,现有文艺复兴式、希腊式、哥特式、浪漫主义、折衷主义以及中西合璧式等异国风情的各类历史风貌建筑400余幢。这些历史风貌建筑,汇集了世界各国的建筑风格和艺术,它凝固了天津沧桑巨变的历史,反映了“南北交融,中西荟萃”的多元文化元素,是一座难得的建筑艺术宝库和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必须珍惜的不可再生的城市资源。天津五大道地区体现了居住区功能的完整性和规划理念的先进性,它强调居住环境舒适,道路尺度适中,而且有医院、学校、教堂、花园、体育场等完善的配套设施,显示出了独特的城市魅力。

   在近代百年的历史苍桑中,天津饱经了风霜雨雪。许多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这其中有革命烈士、有救国英雄、有抗日将领、还有各界名流。而在这些风姿万千的小洋楼中,也留下了众多名人的印记和历史故事,是对中国近代史最生动、最形象的诠释,成为中国近代史的缩影。

   我国著名的民族实业家、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和古籍文物收藏家、天津市第一任党外人士副市长——周叔弢先生1891年7月生于江苏扬州,祖籍安徽东至,原名暹,字叔弢,老年自号弢翁,是清末两广总督周馥之孙,幼读私塾,后自学英文。1919年,在他28岁时,随其四叔周学熙经营实业,历任青岛华新纱厂专务董事、唐山华新纱厂和天津华新纱厂经理、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等职,是北方民族实业界的代表人物。

   周叔弢先生的故居在天津五大道有两处:一处为桂林路16号,他在这里居住了15年;另一处为睦南道129号,从1954年到1984年周叔弢先生逝世,他在这里共居住了30年。

   1935年6月,周叔弢先生以诗礼堂名义在天津旧英租界66号路(现桂林路和重庆道交口处)购地2.7亩,1938年在该地由谭真工程师设计,鸿记建造厂承建一幢砖混结构的西式楼房,占地1.4亩,余下地块卖给他人。该楼3层,八楼八底,建筑面积998平方米。楼内有住房27间,1楼为饭厅、客厅;2楼为卧室、起居室、书房;3楼主要用于藏书和贮物。楼内木地板、木楼梯、双槽窗,有暖气设备和卫生间。院门为两扇铁门,院内花木扶疏,景色宜人。

   1954年6月,周先生将这所楼房卖与中央音乐学院,曾供苏联专家住用,而后由河北省文化局使用。河北省会迁石家庄后改由廊坊地区办事处使用。1976年该楼震损严重,由使用单位在原地重建为4层办公楼,现由廊坊地区办事处招待所使用。1954年,周叔弢先生迁居到睦南道129号居住。这处寓所是一幢2层别墅式楼房,建筑显得平易简朴,楼房和院落紧凑而又舒展。1楼是客厅、饭厅,2楼是卧室和办公室。周叔弢先生虽九十高龄,但仍然精力旺盛,热情工作,拥护改革,支持新生事物。

   周叔弢先生思想进步,爱国爱民。在建国前,他就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资本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书籍。天津解放前夕,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会面,并利用各种机会和条件,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士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商业政策,为迎接天津解放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1949年1月15日,他和广大人民群众、爱国工商业人士一样欢欣鼓舞地迎接天津解放。9月,周叔弢先生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并参与讨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参与和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法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参与了制定国都、国旗、国歌等大事,庄严的行使了人民的权利。解放后,曾先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天津市工商联主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等职。他以一名普通干部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任十六年如一日,工作认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分工所及,事必躬亲,受到党的信任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尊敬。

   周叔弢先生是海内外闻名的古籍文物鉴赏家和收藏家,他集毕生之精力和一生经营企业所得的大部分收入用来购买古籍、善本图书和金石文物。在故居内进行了大量的收藏、考证、校勘、题跋、影印工作,为保存发扬祖国文化遗产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学术界声誉卓著。最为可贵的是周叔弢先生不仅视藏书为个人癖好,更重要的是挽救民族文化不至于沦于异域。旧中国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大量的佳刊秘籍、国粹瑰宝流失国外,有些已难璧归,对此他深感痛惜。数十年来,每闻有古籍文物要流失国外,他总是不惜重金辗转搜求,唯恐失之。他曾以一万元的高价收购险入日本人之手的石涛《巢湖图》、《东观余论》,并捐赠北京图书馆。他历经几十年的辛劳收集,以收藏之富,藏品之精而闻名于世。

   从1952年到1982年的30年中,周叔弢先生曾先后四次将其珍藏的古籍图书四万余册、文物一千多件捐献给了国家,并传为佳话。早在1952年,他就把宋、元、明抄校本书715种,2672册捐给了国家。1954年,他捐给国家中外图书3500册,藏于南开大学图书馆。1955年,周叔弢捐给国家3100种书,一共22600多册,藏于天津图书馆。1981年,他又将1800余种,9196册善本书和1262件古印玺,200多卷敦煌子卷及名人字画等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分别收藏在天津图书馆和天津艺术博物馆。特别指出的是,周叔弢先生两次捐献给天津图书馆的各类书籍,不但从数量上加强了天津市的藏书建设,而且在质量上,形成了精善秘籍的专藏特色。周叔弢先生毕生从事藏书事业,以一片爱国赤诚,为国家、为人民辛勤搜集了众多的珍贵古籍文物,又毫无保留地捐赠给国家,对我国民族文化和学术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他老人家的爱国行动,受到了国家的褒奖和人民的赞赏,但他总是发自肺腑地说:“这些图书文物来自人民,应当还之人民。”

   1984年2月14日,周叔弢先生因病逝世于天津,享年93岁。二十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敬献了花圈。人民日报还刊发了“周叔弢同志生平事迹”的长篇文章,称他是“著名的民族实业家、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古籍文物收藏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他的逝世“是我国政治界、工商界、文化界的一大损失”。“使我们党失去了长期密切合作的老朋友,使我们国家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知名人士”。

   周叔弢先生逝世前,他曾留下遗嘱:将献书奖金所购国库券一万五千元及定期存款一万元,全部献给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