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隆基与天津《益世报》

                        罗隆基与天津《益世报》

                                    李海涵

    历史的长河，淘沙沥金，在九河下梢的天津，留下了幢幢美不胜收的历史风貌建筑。上世纪三十年代英租界的贵州路上有一处联排式的里巷叫“津中里”。如今，在其原址上盖起了一片砖混结构的居民楼，小区仍沿袭使用旧名“津中里”。中国近现代著名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罗隆基曾应聘天津《益世报》做主笔，同时在南开大学担任教授，其间他一直居住在“津中里”。罗隆基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而天津则是他传奇一生中颇为重要的一个城市。

   罗隆基（1896-1965），字努生，又名国琅，笔名生辉、野度，江西省安福县人。1913年，罗隆基以江西省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北京清华学校。在清华期间，他学习成绩出类拔萃，思想更是相当活跃。他擅长演讲，喜欢发表政见，文笔犀利，很早就显示出他在撰写时评方面的特长。那时候，马列主义书籍被斥为“异端邪说”，在中国的高等学府里是禁止学生看的。罗隆基不但要看，还常以“生辉”“野度”等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他甚至不经学校同意，就把李大钊那篇《庶民的胜利》全文抄写张贴在学校走廊，为此而受到学校的警告。罗隆基的特立独行，让老师拿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同学们则给他取了一个“罗疯子”的外号，倒也“形神兼备”。

   “五四”运动期间，罗隆基到处演讲作报告，鼓动同学们上街游行，积极支援其他学校的斗争，坚决主张打倒卖国贼，收回山东主权。罗隆基不仅成了清华学校的运动闯将，还被选为“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兼宣传干事长。1921年罗隆基考上公费留学美国，先后在威斯康辛、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后来他又赴英留学，成为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的得意门生，并在英国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28年罗隆基留学归国后，在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任教。当时的罗隆基在执教之余，常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他主张中国实行民主政治，批评当时蒋介石领导国民党的“一党训政”政策，特别反对个人独裁。“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上海各大学公开演讲，主张武力抗日；新月书店也把他的演讲编印成小册子，宣传抗日。

   天津《益世报》创办于1915年，创办人是比利时籍在华传教的天主教徒雷鸣远。30年代初的《益世报》是由南开大学毕业生刘豁轩任总编辑，在他的罗织下，不少南开毕业同学进入编辑部成为骨干力量，报纸业务也日渐兴旺。“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形势使《益世报》感到必须加强社论的撰写，更加旗帜鲜明地在国内外重大政治问题上反映《益世报》的立场。罗隆基的这些言论引起了《益世报》总编辑刘豁轩的注意。在刘豁轩的大力推荐下，天津《益世报》决定聘罗隆基担任社论主笔。

   1932年1月12日，罗隆基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了第一篇社论，题目是《一国三公的僵政局》。他抨击国民党内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三个人派系之争，讽刺国民党所吹嘘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指出当时实际上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伪政局。1932年1月26日，在淞沪战事爆发之前两天，罗隆基发表了题为《可以战矣》的社论。从此以后，天津《益世报》的社论对蒋的独裁和对日不抵抗政策，发表了一系列的批评言论。一时间《益世报》销路大增。但是罗隆基的社论却遭到了当局的打压，《益世报》总编辑多次受到“警告”，要求报社解聘罗隆基。

   1933年7月，4个国民党特务到天津暗杀罗隆基。按照“规矩”，特务们到天津先要拜见天津名流潘子欣。潘子欣有“天津杜月笙”之称，特务说明来意后，潘答道：“我不认识罗隆基，先让我考虑一下，再行答复。”其实，潘子欣与罗隆基早就相识，特务走后，他立即来到罗隆基津中里的住处通知罗，让他立即离开天津。一星期后，潘子欣又到罗隆基家中说：“事情已经解决了。我已告诉特务说罗是我的好朋友，我已劝罗今后写社论应采取较和缓的态度，我亦将电蒋公请对罗多加原谅。我要他们回京去复命。他们已答应了。此事可告一段落。”罗隆基也以为事情就到此结束，没想到三天后，当他正要离家去南开大学上课时，突然接到电话问：“罗教授今天来上课吗？”罗答道：“是的，我来的。”随后，罗隆基越想越觉得电话蹊跷，于是打给南开学校电话总机，是否有学生向他打过电话，总机回答“绝无其事”，罗隆基立刻警觉起来。他当即决定不乘坐自备汽车，改乘报馆的中型汽车去学校上课，并且在途中避开常走的道路，绕行到南开，不料就在他快要到达南开大学校门时，竟遭到四个特务枪击十余枪，幸好他立即平躺在座位前面的空隙中，才躲过一劫。罗隆基仍保持镇定地走到教室讲课，课后他将途中的遭遇告知张伯苓校长。张校长闻之后，十分气愤，一面与市长通报，一面发电报给蒋介石要求缉拿凶犯。蒋得知罗未死，便打个哈哈，不了了之。

   第二次遇险是在天津沦陷后。1937年8月的一天，《益世报》经理生宝堂电话约罗隆基去报馆商议重要事情。罗隆基乘自备汽车到万国桥(解放桥)头，忽然被一个同学拦住。他告诉罗隆基万国桥上正有日兵驻守，检查行人，这个时候过桥怕是有危险。罗隆基于是立即邀请这位同学到附近的新华银行午餐聊天，等待日兵撤岗后再去。“我到了新华银行后，即用电话通知生宝堂，不意他因候我许久不来，已乘报馆汽车到英租界去了。我用电话四处探询他的行踪，回话都说‘生经理未来。’”谁知道，这一天的约定竟成永诀。当天下午六时左右，报馆的司机回来了，满面流血，衣服破烂。司机说，生宝堂在万国桥上被日兵绑架去了，关在一个水牢里。并说，日兵详细探问罗隆基的相貌衣饰和自用汽车牌号。这一天，罗隆基躲在意租界的一位友人家中，直到深夜，乔装打扮才回到了英租界家中。第二天清晨，他搭汽轮离开天津，经青岛转到了南京，才知道生宝堂经理就在那天遇害了。直到八年抗战胜利后，罗隆基才重返天津。

   抗战时期，罗隆基参与了民盟的创建，被推定起草政治纲领、成立宣言、组织章程，并在全国第一次盟员大会上，当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和宣传部长。他被派到昆明，一边在西南联大任教授，一边筹建民盟云南省支部。在他介绍下，闻一多、李公朴等一批著名进步人士加入了民盟。他在和龙云保持密切接触的同时，又和共产党派驻昆明的代表频繁往来，最终使昆明与延安有了秘密电台的联系。1944年春，罗隆基、闻一多等人参加了由中共南方局策划的西南文化研究委员会，出版进步书刊，推动民主运动。

   建国后，罗隆基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世界和平大会宣传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党和人民的信任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他以新的姿态积极投入火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人民和平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罗隆基担任高职，但他从不给国家添麻烦，不向组织伸手。1957年3月19日，罗隆基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二届三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加强党和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的发言，他光明磊落的态度和诚恳的“直谏”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会场上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1957年6月21日，罗隆基参加完在科伦坡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议回到昆明，等待他的是一项沉重的右派帽子。1958年1月26日，罗隆基被撤消民盟中央副主席职务。31日，又被撤消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同时，撤消了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

   1965年12月7日子夜，罗隆基因心脏病突然发心绞痛，猝然离开人世。1986年10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大厅隆重纪念罗隆基先生90周年诞辰。人在常务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代主席楚图南讲述了罗隆基的行平事迹。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在会上追述了罗隆基先生的一生，热忱肯定了罗隆基先生的革命贡献，认为他是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