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兵团时的二三事

作者:吴雪莹         发布时间:2013/6/26 8:48:13         人气:1534次

                      难忘兵团时的二三事

                               吴雪莹

 我是68年5月下乡的知青,在鹤山45团生活十多年,走过好几个单位,碾子山采石、查哈阳修水利、甘河伐木都参加过,田间、麦场等好多农活也都干过......。经历的事情很多,留存在记忆中的事情也很多,但如下的这几件事情尤为深刻,虽说过去几十年,但至今还清晰地留存在记忆中,可谓终生难忘:

难忘兵团时的二三事(之一)

             一、腊月初八女宿舍的一场大火

那是68年腊月初八的晚上,北风呼呼作吼寒气袭人,我们晚饭后稍息一会,就到了指定的小组学习地点学习。男宿舍被人称李大牙的老师傅烧得暖呼呼的,那天学习的是《人民日报》社论。刚念完准备讨论时忽听球场的钟声敲响,大家几乎同声喊出:准有情况,我坐在门口的炕上,外衣也没顾不得穿,帽子手套也没顾得上戴第一个冲出男宿舍,只见对面我们女宿舍着火了,火光不大,但浓烟滚滚,我跑到了宿舍的进口,被黑乎乎的烟呛得喘不过气,又退了出来,当时真是无所措手足,随着急促的钟声大家都愣呵呵地跑过来了,立即有组织地投入救火的战斗。我们女生负责运水救火。

腊八那天不仅很冷风也很大,东北有“腊七腊八冻掉下巴”的谚语。男生和老职工捡树枝扑打就用干脆用衣服扑打,我们女生组成人龙传送珍贵的井水救火。要知道我们连用的水是从五十多米深的井里一桶一桶打上来储存在一个大水槽中的,只有一个小龙头往外放水,怎么能够供得上救火呢?放一会水就没多少了,二三位男生跳进水槽接过我们的盆和桶舀水递给我们,家属区的人们把自己家的水一桶桶、一盆盆运来.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火光很快映红了连队上空,噼里啪啦地疯狂燃烧着,下面着完了燃烧着房顶,我看没水了就瞪上梯子要爬到房顶,不知道被哪个男生给拽了下来,房顶上的人们奋力扑打着火焰,尽管大家做了很大努力,仍没控制住火势,直到深夜屋顶的木头烧完后火光才慢慢熄灭。此时又是漆黑一片,风象故意和我们作对一样,它助完火势也不再抖威风了,借星星点点的火光看出的只是漆黑和狼藉,好多女知青都哭了。

我们知青被分到表现好、条件好的老职工家去寄宿。离开火场才发现腿已经回不了弯了,棉裤撒上了水冻得象厚铁皮烟桶一样,一敲当当响,我们活象机器人双腿直直步履艰难地挪到农户家。我们三位女生住在了较年轻的夫妇刘嫂家里,是他们两口帮我们连夜用火烤干了衣裤。第二天一看几乎我们每人都受伤了,我也在劫难逃,两只耳朵肿得象猪八戒的大耳朵,手也冻伤了,看看宿舍已经成了一片废墟。真要感谢我们排的男知青,听说是他们在火舌没发威时破窗而入,将我们宿舍大部分家当抢了出来,摊洒在墙外虽然是破烂不堪了,但毕竟有的刷刷洗洗还能用。随后团部送来了救灾的被褥等物品,帮我们度过了那个寒冷的冬天。这场大火后我们男女知青更加团结了,与贫下中农结合的更加紧密了。      

回想起六八年腊月初八晚上那惊心动魄的大火至今令人胆寒。


        难忘兵团时的二三事(之二)

                      写入党申请书后的尴尬

六九年冬天上级领导决定要改变靠天吃饭的现状,命令我们参加水利大会战,我们去了几百里外的五十五团(查哈阳农场)。来自三个连的知青组成一个临时连,我仍是排长职务。

我们这支水利大军的进驻,给当地的连队增加了吃住的负担,那里的环境是艰苦的,我们住的是临时腾出的库房,临时架起了上下铺,食堂的压力是最大的,饭菜有时是凉的、夹生的,工作环境全是露天作业,男知青拿镐、女知青拿锹,分组划段,分工协作。每天有定额,有检查验收。那可真是数九寒天修理冻地球,艰苦程度可想而知。

当时党的“九大”闭幕时间不长,开始恢复党团组织正常生活,连队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和团支部。我想我虽然条件不具备但已经年满18周岁了,年龄符合党员条件了,写份申请表示一下自己的愿望吧,就将入党申请书交到临时党支部蔡书记手里,蔡书记看后问我是团员吗?我脸红了,回答说不是(文革前在学校上课期间还不够入团的年龄)他叫我先写份入团申请书,我照办了,把入团申请书交到了团书记邢秀华(哈尔滨知青、我排的班长)手中,可邢秀华不好意思找我谈话,又把我的申请交给了党支部蔡书记,蔡书记找我谈了一次话,提了些希望和要求。

在修水利的几个月,我天天与男知青一同抡镐,冻土层几米深,劲小了镐下去砸个点,使足了力气还得加技巧才能刨下冻土块儿来,我的两臂天天震的发麻,手上的血泡渐渐磨成了老茧。我们坚持下来了,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春节前返回来连队。

本想只是年满18岁时表示一下自己的心愿才写的那份申请书起到了效力,真没想到回连队后不久吐故纳新时就被首批被吸收入党了,同时被任命为副连职。

要说我何德何能首批入党提干?我一不会走上层路线、二没有任何背景,三文化不及高中生,四见识不如大城市知青广……,我就是不折不扣地听毛主席的话认真接受再教育,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赢,就是靠苦干、实干加拼命干赢得各级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及好评,那真是无私地干、无任何邪念、纯而又纯地傻干。现在的青年人是不会相信不会理解的,只有我们经历那个年代的人才会理解。


难忘兵团时的二三事(之三)

                    70年在大兴安岭遇黑熊

翻开老相册,一张张在大兴安岭上的留念印入眼帘,背靠着绿葱葱森林,脚踩着涓涓流水,梳着短发的女青年成群簇拥在一起合影留念,那是我们的年轻时代,有幸触摸过原始森林娇媚的容颜。记忆的闸门打开了,带我回到了一九七零年,一幕幕、一桩桩的往事好像是昨天。

     那年三月我受命于副连职赴大兴安岭,生平第一次进山,眼见的森林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么浩瀚,山丘一浪接一浪的。树木也不是很粗壮,到处可见采伐后的痕迹。那里人烟稀少,林业工人们看到我们女知青很是惊诧,因林区作业者基本是青一色的男人。

我们百十号知青在几位有经验的老领导的带领下,在森林深处分三处安营扎寨了。三月的大兴安岭仍是冰天雪地,营房里的床铺架起一米来高。大油桶做的炉子,烧木柴时火红。上半夜烧火时在床上热的发懵,盖不住被子,可床底下冰还没融化,后半夜炉火灭时冻得我们缩成一团。

     宿营地不远的山涧小河是我们的唯一水源,做饭、洗菜、洗衣服全靠它,刚去时冰雪还没有融化,只能凿冰化水,我们克服了生活困难,很快安置就绪,投入了采伐任务。

我们组建了女子采伐排,女知青抬木头使得林业工人们都刮目相看,男知青们也暗暗叫劲,每天抬木头时喊出的号子声如同男女生对歌的赛场,在森林中回荡,加上伐木时树倒方向的提示喊声,激活了这片沉睡已久的山林。日进度天天刷新,比、学、赶、帮、超的劳动竞赛和先进帮后进的结对子活动发挥了效应,涌现出后进青年变先进并加入共青团的典型和一帮一,一对红的样板等。我们的干劲冲天,凭的是青春热血和一颗红心。

上山后不久我就接到通知,回团参加师里召开的党代会。一周后我独自返回了甘河。

到了甘河后乘坐森林小火车到达我们安营的第一站----信号点,这里是我们的周转站,只有安铁勤、胡柯等几人驻守,信号点到我们连部还有很远很远的路程,正巧遇到卫生员王桂兰下山,我与卫生员王桂兰吃完午饭马上启程了。我们走的路是小火车轨道,只能踏着小枕木前行,是不可随意改变步伐大小的。我们走了三个多小时后又渴又累,好不容易看到一片小溪,急忙俯身用手捧着甘泉般的溪水狂饮一顿,随后象摊泥般软在地上了。过了许久,当王桂兰坐起来时,一声惨叫惊醒了我,我俩定神一看,离我们刚走过来不足50米处一只大黑熊出现了,坐在那足有1.5-1.6米高,在用屁股慢慢挪动着笨重的身体,卫生员拽起我就跑,我还想看看黑熊长啥样,她说你不要命了,我俩的疲劳已经灰飞烟灭了,一路狂奔,跑得上气接不了下气,尽管黑熊早已不见踪影,我俩还是不敢不敢懈怠,终于在傍晚前赶到了宿营地。方指导员看到我俩惨白的脸,急忙追问了情况,吓的他后悔不已。  

事后听说熊在冬眠中是舔掌度日,五月初的大兴安岭阴面冰雪尚未完全消融,也许是因为熊掌还嫩,不敢踏地奔走?也许是这只熊从来没见过女青年,不知道女青年是何物种?也许是吝惜我们这两名刚20岁左右的女孩子才没肯下嘴?不管怎样它善待了我们。从此连部下道命令,不许三人以下徒手离开宿营地50米,我们连又增加了防身用的武器和弹药。以后我再去别的点时,连长、指导员派通信员等至少两人持枪护送。


在那短短的八个月里:

    我有踏进原始森林,脚踩松软绿色地毯,深被郁郁匆匆迷人气息吸引的陶醉;

   有采摘野果吃得又香又甜、满嘴黑紫,孩童般的欢乐;

   有高喊抬木头号子,声声震天吼的自豪;

   有肩膀压肿不敢挨的痛苦呻吟;

   有偶遇大狗熊,和卫生员牵手逃奔十数里的历险经历;

   有政治工作尤其是共青团工作出成绩的喜悦;

   经受了扑救森林大火连续奋战十多个小时的艰苦考验;

   还饱尝了战友失去臂膀的悲伤……。

   这段经历让我刻骨铭心,是我人生最难忘的一页,也是我经历中最精彩的一个片段。

     

           难忘兵团时的二三事(之四)                                

                         愧对战友的内疚

记得那是1973年夏天我在45团卫生队工作时,有一天接到团部下达的任务到附近连队支援夏锄。于是除了门诊和病房值班的医护人员外都下了连队,我们办公室也锁门了。

当中午回来吃饭时见办公室窗户敞着开门一看抽屉被撬了,那里装的是病号食堂卖饭票收的钱和粮票,当即队长叫卖饭票的北京女青年来清点,一看80多元钱和几十斤粮票被盗。当即批评了那位北京知青,因为不允许在抽屉中保存那么多现金的(当时80多元可算不小的数目,记得好像过50元就立案)。这位知青解释了昨天因下雨等没存的特殊原因。再看小偷在我的办公桌上留下了脚印,再看窗外雨后的沙地上留下解放牌球鞋清晰的鞋印,队长马上电话报告了团部保卫股。

保卫股x干事闻讯来勘察一番后,认定是41-42码八成新解放牌球鞋足迹,作案工具象是特制的大改锥,根据办公室窗户是在工字型卫生队的大门进口处,窗直对院门,又是进医院走廊门右侧第一间,窗户一面是门诊处置室、医护人员男宿舍等几间房子,另一侧是几间病房,每个窗户都可以看到办公室的窗口,位置尤为醒目。断定白天作案的前提是熟悉情况的人,而且知道那天抽屉中有钱,结论是:怀疑内部人员作案。

这对我们班子来说可是件大事情,既然立了案就得当个事来办,受保卫股专业人员的委托,先从内部排查。于是班子分工由我为主负责调查,开始拉网式分析,大小座谈会、个别谈话等走了从群众中来的路线,排除了下连参加劳动的、排除了女同志、排除了门诊值班忙碌一上午的医护和其他有证明人没有作案时间的炊事员等,就剩下病房值班的医护二位了,当日男护士穿的球鞋是4-5成新已经没有了清晰纹路,他又在病房给患者输液忙了一上午没离开过病房,患者都是证明人,而男医生球鞋的尺寸及新旧程度与脚印似乎吻合,查完房后的一大段时间是独处状态没有证明人。偏巧头晚北京女知青数钱和饭票时病房的几位医护人员都在办公室前后进出过,或说可能都知道抽屉里有现金存放。经过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分析排查,似乎有了眉目,但男医生是共青团员,平日表现也很好,我作为团书记从内心说真不相信他会做这样的事,再说我们住在一墙之隔的宿舍里,平时经常来往处的关系也不错,可面对这情况只能多次找他谈心,反复做思想工作,他仍是失口否认是自己所为。

几天后我和队长去他们宿舍准备再次谈话,队长撩开他们的褥子刚要坐下时无意间见到一个自制的旧改锥,于是悄悄装进口袋里,走出他们宿舍后给我看,只见一把很旧的园木把改锥,我们回到办公室核对作案痕迹,几个领导细观察都觉得几乎严丝合缝,于是又到保卫股汇报了几天的工作进展和新发现,保卫股x干事到现场核对后基本认可,进一步认定为内部作案,叫我们继续做工作。

又过几天这位男医生的父亲来兵团了,我过去看望老人家时,他态度很好,言谈中可以断定他是个很有水平的领导干部,他没有埋怨责怪我们,也没为他的儿子辩解什么,只说他和他的孩子相信组织和领导等。

这件事情没有结论只能先这样撂下,也就是说先内部掌握着。这位医生每天闷闷不乐、默默无语,总是低着头走路,可工作没受丝毫影响。

过了好几个月后的某一天保卫股突然来电话了,说在另一个案件的侦破中窃贼交待出:卫生队的案件是他所为,原来是当地的一个小青年,是个惯偷,这才真相大白,这位医生的冤案终于得以昭雪。

事情过去几十年了,每每回想起来内心总是感到不安,总觉得有愧于这位医生,虽说不是主观所为,但我作为团书记,卫生队的副政指为什么就不了解、不相信我的队友?我如果坚信他的人品是不会给他带来心灵伤害的。对当时二十刚出头的积极求上进青年来说,摊上这事所要承受的压力是多么巨大的啊!幸亏他心胸豁达否则会造成难以想象后果。

这件事是我一生的教训,在日后从事干部管理和人的思想工作中总提示自己全面看问题,看主流和本质,不要被现象迷惑。

我自省我这一辈子没有做过对不起他人的事,唯独这件事叫我至今不安,我对不起我的这位战友。当时他就是出色的医生,尤其在治疗出血热(鼠疫感染)的工作中,他医术超众、认真负责、不怕传染,是救死扶伤的典范和楷模,现在他是某市卫生系统局级领导干部,是知青中的佼佼者。我们在几十年后通话时约定待知青聚会时再相见。

我为有这样的战友而自豪,

这位战友的胸怀让我仰视!


       难忘兵团时的二三事(之五)

                  求知欲受到遏制无怨无悔

我是六八届的初中生,初一没结束就开始了文革,此后在兵团的十多年我就没摸过文化课本。那时不鼓励学文化,学文化被认作是走白专道路,而且也没时间和条件学习,工作压力太大。名曰知识青年,实际只有小学的水平。学习最好的年龄段交给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广阔天地的再教育劳动,对文化知识的渴求几乎成了泡影。

就在1976年鹤山45团医院党支部第三次选送我上学时,我已不报希望了,我不叫支部再报我,可卫生队成员几乎都是受过代培或上学回来的,按当时不成文的规定是不能再给机会上学的。(在连队时面对百十号知青上学问题我从未想过,卫生队前两次选择我上学被团党委保留兵团骨干没放行)可党支部偏偏还是报了我。

 我不同意报我是有原因的:那年招生前夕,团里召开了团代会,主题是教育知青扎根,学习高崇辉的招工不走、上学不去、返城不回、返城的女朋友不要的“四不”精神,为了号召知青扎根边疆、安心务农,团政委也多次在讲话中强调这观点,我完全理解领导的用意,但我不赞成领导的一些提法和观点。我就在团代会的小组讨论中用毛主席《矛盾论》的辩证法观点谈了自己的看法,这还不解渴,又写了份思想汇报给党委阐述要用辩证观点看这一问题的思想,以反驳政委的观点。

我认为:教育知青扎根务农完全正确,“四不精神”有值得提倡的一面,但不应完全对立地、机械地照搬,比如上学和扎根问题,在主导思想正确的前提下可以将对立变成统一,农村也需要知识和文化,需要有专业知识的人来改造现状,如果我们不带户口去上学,或毕业后回到农村,就将上学和扎根变成统一体。我着重阐述了用辩证的观点看待上学和务农的关系。这和领导大相径庭的思想观点领导是不接受的,认为我不安心扎根了。同时另一位副指导员在团代会的发言中高喊“五不”又加上了参军不去的口号,却得到政委的赏识,政委将知青中的两种思想倾向加以剖析,批评了不安心兵团要拔根的倾向。可当我得知政委拿我当反面典型时我惊诧了,什么“大学需要我、我需要大学”等那不是我的观点啊!于是我找政委理论去了,搞的政委下不了台了。没过几天那年的招生开始了,那位大喊“五不”的连队副指导员在连队马上报名要上学,最后在我俩选谁上学时,政委拍板送了那位:高喊“五不”的副指导员。我失去了最后一年上学的时机。此结果虽在我的预料之中,但我因受屈辱造成的思想压力很大。

我这人不怕吃苦受累就怕受冤枉,我丧失了最后一次上学的机会我并不懊悔,我是有话就要说,有观点就要发表的人, 从不会阿谀逢迎,这是我的性格。我当时真的没想以上学为跳板来返城,真的很安心兵团生活,安心扎根边疆。但我渴望有学习的机会,尤其想学医学,因那是我儿时的一个梦。现在想想,我如果不去找政委理论,不闹得政委下不了台,也许会送我上学?政委虽说是个冷面孔,但对我还是一直不错的,不然的话不会在我批准入党的同时提干。我主动写思想汇报和政委谈辩证法观点现在看是不是很可笑啊?或许说单纯到犯傻的地步吧?O(∩_∩)O哈哈~

再接着说我后来的求学路:

到了83年全国搞文化补习时我列入了补习范围,单位领导看我挺爱学习的,就派我参加天津市劳动模范和青年干部文化补习班,虽然个人收入减少很多(只给工资取消一切奖金性的收入)但我还是很高兴地接受了,我在天津45中学脱产学习了两年,初、高中各一年。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初中学习任务后,高中毅然报了理科班。我下的功夫太大了,起早贪黑地学,中午从来不休息,学得很扎实,门门功课都名列前茅。当时困难很多,上学要骑一个小时自行车,先要把孩子送到学校,还要管孩子的学习和家务活,一到考试时就要吃些安定和心得安之类的药维持。苦熬了一年,终于以班级前几名的好成绩完成了学习任务,并受到学校的嘉奖。

1985年回单位工作后刚好《人民日报》刊登了针对企业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开设的大专班的招生简章,经过严格的考试后我被录取了。单位不再给脱产学习的机会了,当时负责劳资工作担子很重,只能努力克服工学矛盾,漏课业余时间弥补,没有公休礼拜、没有节假日、不分白天黑夜地边工作边学习,终于在88年取得了《天津市财经学院函授部工企管专业》的大专毕业证书,圆了我的大学梦。当时我已经37岁,儿子上小学三年级了。

我坎坷的求学路之漫长、之艰辛,与我不会说违心话,从不做违心事有关系。今日说起此事笑谈一般轻松,可当时我却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和打击。我如果在兵团时上了大学的话,我的人生会是另一番景象。但对此我无怨无悔,因为这是我的性格决定的。


         难忘兵团时的二三事(之六)

                        我第一次随波逐流了

 68年3月齐齐哈尔市知青办刚成立还没挂牌我们就去报名要求下乡了,因学校正在大联合、搞复课闹革命军代表不放行,我和军代表理论多次才被批准第二批下乡的,可谓积极主动。

68年5月到鹤山的二队后分在了麦场,在土麦场扬场时站下风口喂扬场机,和男生一块抗麻袋、挑鹅卵石、抡大锤打石头、采石伐木修水利什么重活都干过……。

最难忘的是六九年麦收,阴雨连天机器下不了地,我们每天穿着湿衣裤湿鞋子下地抢麦子,在黑土地的大泥潭里寸步难行,我们苦苦挣扎了数十天,坚持从龙口中夺粮,然而人没能胜天,我们吃了一冬粘麦馒。

冬天更惨了,正值三九时没柴烧,晚上穿着毛衣毛裤盖着大厚被,还压上军大衣,带着帽子、口罩睡觉,早晨起来牙膏冻了挤不出来,毛巾挂着的是板,团着的是球,洗脸水在盆里冻得结结实实,尿盆都没法倒掉,真是苦不堪言。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也没有退缩,烧砖、采石、积肥,按部就班地工作着。

 入党后从事政治工作近十年。先后在采伐连、六连负责知青的生活、思想、安全;党团组织发展及活动;日常的宣传教育;知青的业余文化生活.....,我这刚20岁出头的小青年,感到担子沉甸甸的。农忙时思想政治工作到田间地头,农闲时要使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又要与职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春天烧荒送肥到田间,玉米埯种带头抓把粪;播种时随机务排下地;麦收时晒麦场抢收抢运;参与了无数次雨中抢粮,不顾雷电交加暴雨狂风,冬季喂脱谷机时汗水湿透棉袄,稍息就霜染后背透心寒;老职工家有困难我慷慨解囊,探亲时走街串巷家访。超负荷运转两年后我病了,无奈住进医院。身体不适组织照顾我把我调离了热火朝天的连队。

 医院里的政工别有特色,我很喜欢医院工作,尤其穿上白大褂,真有一种白衣天使的自豪感,我练打针拿药、学看处方、负责组织计划生育、召集并参与会诊旁听......,但没忘我的本职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团支部年年被评为先进,党支部的工作也有声有色,多次受到团党委给予的荣誉。

77年结婚后调到了鹤山农场妇联,(兵团已改制)在妇联主任施和平的领导下从事妇女工作。

78年底,当我扎根边疆已开花结果时,迎来百万知青大返城的风暴。爱人家在天津,见同学都返城了,他整天坐卧不安,婆母三天两头一封信催促返城。我叫他自己先走他不肯走,当时真是很难抉择。父亲写信又怕在我办公室一墙之隔的爱人看到不高兴(爱人那时在鹤山公安局),就派妹妹跑来传话说:无论怎么选择都可以,就是不能两地分居,主张不能一起到天津的话就一同到齐市工作。我知道爱人和婆家的心愿,我不想因为我和孩子的拖累叫他有家不能回,那样将来他得埋怨我一辈子,所以我没有遵从父命毅然同意他办了返津的病退,在临近春节时收到婆婆病重的电报,我到卫生队自己开了病返证明、化验单等,把办病退的手续交给了主任施和平保存,当时是想两手准备视情况再作决定。于是随爱人带着孩子(爷爷奶奶没见过的孙子)回家过年了。转年3月得知知青所剩无几,爱人返城手续已获批,这才叫施和平帮我递上了病退回齐的材料。很快我的病退被齐齐哈尔知青办批准了。

 我第一次随波逐流了。回农场开据了唯一有效的党组织关系,办了退干手续,改换了自幼的本名,处理了家当,退掉了房子,含泪烧掉了十多年来记载我前进脚印和兵团生活的十多本写实日记、学习笔 记和那件伴随我十个严冬的黄棉袄,燃烧的火苗助长了我的心灰意冷,似乎在为我屯垦戍边的青春岁月作奠。我带着未满周岁的孩子,带着简单的生活用品,带着对生活战斗了十多年黑土地的眷恋,带着对今后人生方向的迷茫,返回了即熟悉又陌生的故乡----齐齐哈尔,开始了生命的又一个航程。

  注:这些文字是前几年初学电脑时写的回忆,零散而无条理,今翻出来略加休整后帖在这里,与战友们共同回忆交流我们的兵团岁月。不足之处还请战友们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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