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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李鸿安教我写文章
蔺洪柏
我认识李鸿安是在文革后期,是他担任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时候。当时天津市准备召开一次全市性的经济工作会议,作为大会典型发言之一,我在市里参加材料审查工作。
会议地点在市委政策研究室会议室。李鸿安的办公室在会议室旁边,是一间不足8平米的小房间,室内放着一张陈旧的办公桌,一把转椅,一个单人沙发。李鸿安高高的个子,留着背发,上身穿着燕尾式西服,大概是长年伏案的原故吧,略有驼背,面容总带着微笑,和高尔基多么相似啊,这是给我的第一印象。
与会人员到齐了,李鸿安和市有关领导走进来,这是我和李鸿安第一次见面。在审稿时,由于自己年轻,不知深浅,竟大胆地发表了与李鸿安相反的意见,客观上顶撞了李鸿安。他不但没有丝毫的不满意,反而喜欢上了我,并在工作繁忙当中,给我打电话,询问材料的修改情况,给予我鼓励,从此便有了书信和电话往来。
李鸿安曾三次亲手为我修改大一点的材料。一次是共青团建设的经验,修改后刊登在市委刊物《天津通讯》上,当时编辑是郑质英(即后来的市委常委)。一次是反映科研单位变化的调查报告,据说发在市政府内参上了。还一次是关于科研单位走什么道路的文章,最后在《天津日报》二版上以整版刊发。
当时,李鸿安工作很忙,经常在宾馆开会,但对我写的材料却很及时地逐字逐句修改,甚至不放过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然后寄给我,或把我招去当面讲解。许多地方用红笔批改的密密麻麻。可见李鸿安对青年人的帮助和爱护有多么真诚。
对李鸿安批改过的文字,我总是非常认真地反复看,琢磨为什么这样改?意图是什么,道理在那里。这样我的写作水平很快有了飞跃性的提高。李鸿安还当面和在书信中告诉我要多看好文章。当一篇文章吸引你的时候,你要分析这篇文章好在哪里。看就是学习,写就是实践,积以时日,必有好处,没有捷径可走。
他还针对我写材料暴露出的问题,对我进行具体指导。他告诉我写文章要注意的问题,一是材料与观点的统一,再好的事例与观点无关,要舍得删掉;二是文章要有跳跃感,不要平铺直叙;三是段落要清楚,逻辑性要强;四是不使用口号性语言,要反映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连系。现在看来,这些内容都是写材料最基础和起码的知识,可见当时自己水平之低。尤其第四条,由于“文革”影响,我写的材料中常出现“大、空”用语,李鸿安尽行删除,对引用“语录”过滥的地方,李鸿安尽行删除,除圈掉之外,还批注“不要庸俗化 ”,这不但提高了我的写作水平,对我思想政治觉悟的提高也大有帮助。至今我仍视若珍宝一般保留着李鸿安给我的书信和部分材料修改稿。
后来我才知道李鸿安是从华北局调过来的。在闲聊时他对我讲,市里厅部级领导一般不做具体工作,政策研究室不同,越是“大活”越得亲自去做。接触中我看到李鸿安工作确是非常辛苦,身体已经显露出亚健康状态。
后来由于各自的工作变化,我与李鸿安失去了联系。人世沧桑,一晃几十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报刊上见到李鸿安的署名文章,得知他在市社会科学院做领导工作。但还没来得及联系,在一次与王辉的接触中,得知李鸿安已经去世,我感到十分悲痛。李鸿安指导我提高写作能力尽管时间短暂,但给我一生喜欢从事文字工作奠定了基础。我为在年轻时遇到李鸿安感到荣幸。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永远怀念李鸿安对我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