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陪伴我70年的红方凳

我和我的祖国：

                      一个陪伴我70年的红方凳

                                     赵树标

    70年的沧桑岁月，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人，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竟是这样的息息相关

                                                       ——题记

时光荏苒，弹指挥间，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和我的祖国共同经历了70年不平凡的岁月。谈起这70年，我对祖国母亲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

我不是收藏爱好者，却收藏了两件东西：一个红方凳和两张准考证。特别是那个比我年龄还大的红方凳，70年来，她陪伴我走过了国家和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光辉历程......

                  一

1949年春天，我出生在冀中平原一户贫苦农民家庭。那时，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建立，但我的家乡作为抗日游击区从1945年赶走了日本鬼子，就获得了解放。

1947年秋天，老革命、著名作家、书法家方纪在中央工委康克清同志领导下率土改工作组进驻我的家乡影林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后来，在他的长篇小说中，方纪称这个村庄为“老桑树下”）。土改，使原本属于贫雇农自己的土地、房屋、牲口、农具又回到了手中，那个陪伴我70年的、没有一钉一鉚的实木红方凳，就是当年平分的胜利果实之一。

土改，拯救了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千千万万的贫苦农民和他们的孩子；土改，摧毁了存在于旧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为建立人民共和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奠定了基础。也为我们这些共和国的同龄人出生后有一个美好的童年打下了基础。

我出生后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我和千千万万个共和国的同龄人得以在共和国的阳光下茁壮成长。

建国后不久，爷爷离开家乡回到当年闯关东的本溪市参加了工作，奶奶到西北张家口随我姑姑生活，爸爸妈妈带着我和太祖母一起生活在老家，太祖母张凡生于清光绪十三年，即1887年，历经数个朝代，虽不识字，但经多识广，是我接受教育认识社会的第一位启蒙老师。通过太祖母的讲述，我知道了，在旧中国，我们家是一个苦难的家庭，太祖父名叫赵万春，年幼父母双亡，11岁就进了天津一家纺织厂做童工，由于积劳成疾25岁身染重病被资本家踢出厂门死在家中，出殡那天，我爷爷赵福顺刚刚满月，从此太祖母带着我爷爷孤儿寡母度日如年

“七七事变”，内忧外患，我们家和中原大地的贫苦百姓更加苦不堪言。1943年，外患加旱灾家里断了炊烟，求借无门，太祖母带着年幼的孙子、孙女守家，奶奶怀抱我小叔领着我父亲走村串户乞讨，二斗红高粱把我大姑卖到城北一户人家做了童养媳,后来，大姑16、7岁就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由童养媳变为一名共产党员。1945年初，爷爷把我父亲送到县大队，当了小八路。

是共产党、毛主席把我们千千万万的贫苦百姓救出了苦海。太祖母“痛说苦难家史”，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红色的种子，使我从小就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热爱开国领袖毛泽东。

                  二

1949年到1956年，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政通人和，翻身解放站起来的亿万群众，满怀当家做主的喜悦，积极生产，努力工作，建设自己的国家，支援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作为儿童，我们有衣穿，有饭吃，无忧无虑欢度美好的童年。依稀记得，我喜欢把那张红方凳当马骑，经常骑在红方登上听太祖母讲那过去的事情，长大后我渐渐懂了，我之所以喜欢那个红方凳，是因为她承载着共产党、新中国对我们的救命之恩，寄托着我和我们全家对党、对国家的感恩之情。

1957年，我背上母亲缝制的土布书包开始上学读书，那张红方凳作为“书桌”陪伴了我整整4年，到5、6年级才有了土桌子、土凳子，小学六年我这个农村的土孩子，跟着大人一起可是受苦了。三年的自然灾害，有的国家还逼我们还债，再加上我们“大跃进”、浮夸风、共产风等工作的失误，年轻的共和国遭遇了极大的灾难，肚里无食身上缺衣，寒冬，我的双手双脚都冻烂了，但我和家乡的老百姓坚信困难一定会过去。

就在我读小学的时候，社会上曾有人散布言论，说是贫苦农民的子女是天生就笨，是朽木不可雕。我不信邪，趴着红方凳刻苦学习，4年级期末考了全班第一，为贫苦农家挣了气，学校奖励我一杆可爱的钢笔。1963年，家乡遭遇特大洪水，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河北饶阳中学，靠全国人民的支援我们度过了灾难，靠国家助学金我得以读书。我从心里感谢社会主义制度，感谢国家。那时，我们那个400多户人家的村庄，还没有一个贫苦农家子弟能读大学，我学习很用功，成绩也很好，立志要成为村里贫苦农家的第一个大学生，让自己和父母过上好日子，也好报效国家，谁知赶上十年动乱，大学梦碎。

1968年秋天，中学停办，我回乡务农，1969年，北部边境紧张，位卑未敢忘忧国，我毅然参军入伍戍边卫国，197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退伍回乡任民办教师，我爱生敬业，两年下来，取得不错的成绩，然而，在那个埋没人才的动乱年代，工作再好，成绩再大，也改变不了作为民办教师“一手拿教鞭，一手拿锄头”的命运，24元的代课费，12元交生产队记24个工分，12元作为生活费，连一家4口人的生活也难以维计。眼看着一批又一批有“门路”的人进大学读书，或安排工作，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期盼着动乱早日结束，国家早点好起来。

                     三

1977年初冬，恢复高考的喜讯传来，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震响了祖国大地。1978年夏天，我得到了极为珍贵的高等学校招生准考证，经过20多天，没日没夜的学习和考场上超常发挥，在当年河北省高考录取率仅百分之3．5的情况下，我竟然跨过了高考这座“独木桥”，考上了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苦命儿”绝处逢生成为共和国的幸运儿，那年我已经虚岁30。

大学梦圆不易，我怀着对党和国家、对改革开放的感恩之心，刻苦读书，努力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1982年7月以优秀成绩完成学业，取得文学学士学位，分配到开发建设刚刚6年的大型国有企业华北油田，成为光荣的石油大军中的一员。不久妻子儿女也随了矿，1984年金秋，全家住进了两室一厅的新房，争得父母同意，我把那个红方凳带到了新家让她和我一起继续新的生活。1986年，科技干部家属子女农转非，家属和两个孩子吃上了当时很金贵的商品粮。

1988年，纪念改革开放10周年，我在报刊上深情撰文，以《十年圆了多少好梦》为题，记述了自己和家庭命运的改变，回首往事，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地感到：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是那样一时一刻也不能分割，祖国不幸，我受苦，祖国好了，我幸福。

我怀着感恩祖国，感恩改革开放的心情，更加努力工作，努力投入改革开放，跟随祖国一起进入富起来的新时代和强起来的新时代，感受祖国富强的喜悦。1999年，在共和国庆祝50年华诞的大喜日子，我住进了企业新盖的83平米的高工楼，有了产权属于自己的新房，乔迁新居时，刚进门不久的儿媳对我说：“爸，那个红方凳太老旧了，与新家不协调，扔掉吧！”我说：“可不行，千万扔不得！”接着我就把那个红方凳的来历和故事讲给她听，从此，她对那个红方凳的爱惜也和我一样了。

2018年，被称为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我参加高考，改变命运40周年，这一年，我的孙子也参加了高考，加上已出嫁的女儿，我们全家祖孙三代6口人，就出了5个大学生。

今年，企业和地方政府为我们建的133平米三室两厅的改善房就要竣工交钥匙了，那个陪同我和我的祖国一起走过70年光辉岁月的红方凳又将和我们一起搬进新居。庆祝人民共和国70年华诞和再次乔迁新居，可谓是双喜临门。

我爱我的祖国，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我骄傲，我自豪，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我和我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一时一刻不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