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植物园之父---陈封怀

作者:傅少波         发布时间:2018/11/23 8:28:41         人气:307次

                         中国植物园之父---陈封怀

                                   傅少波

陈封怀1900年出生于江苏南京,是陈氏五杰中的最小辈。他父亲是一代著名画家陈衡恪,祖父是同光体诗派首领陈三立,曾祖父是湖南巡抚陈宝箴。而陈封怀所走的人生道路却与他的父辈祖辈们截然不同。他年青时的兴趣本是学文,却遭到父亲的反对。于是改弦易辙走向植物王国。不料他对植物学竟产生了浓厚兴趣,正如他隆恪叔叔在诗中称他的那样“学农长使腹藏春”,日后竟然名成业就,在植物学领域取得卓越的研究成果,为我国植物园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1匡庐岁月

陈封怀学的是植物学,一生也在钟爱的绿色植物的陪伴中始终不渝度过。在东南大学农学院农科专业毕业后,曾在中学、大学执教三年。1930年,在当时我国现代植物园事业几乎是一张白纸的情况下,他告别了讲坛,来到创办不久的北平净生生物调查所任研究员。在所里,他不是外出寻采标本,就是上山采摘种子,有时还骑着小毛驴到香山、妙峰山等地考察植物园的选址。

现代意义的植物园是收集、保存、研究、利用植物、在种类上具有相当规模的大型植物基地,也是具有园林外貌和科学内涵的科普教育基地。然而,我国当时还没有一座自己创办的这样的基地。而许多外国的植物学家纷纷来到中国,大量收集和研究中国的植物。一些有志的先驱者,不甘中国这般被动落后的状况,下决心非得在中国创办一座像样的植物园不可。1933年冬,终于由北平净生生物调查所和江西省农业院合作在庐山创办森林植物园。陈封怀和同事们一起参与了创建工作。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陈封怀1934年参加庐山植物园成立大会后便赴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留学,师从世界著名植物学家史密斯,攻读植物园学和园艺学以及现代植物园的建设和管理。他还走访了欧洲其他国家几乎所有著名的植物园,从中领悟到西方庭园建设的文化和美学内涵。1936年他学成归国,带回600多号栽培植物标本,一头扎进庐山森林植物园——这座当时我国唯一的现代化意义上的植物园,担起了副主任兼技师的重担。他白天和工人们一道爬山越岭,去野外作业,晚上自己挑灯夜读,看书、研究。针对工人们缺少文化和植物学知识的情况,他还经常利用晚上和雨天给工人们讲课。经过两年的辛勤工作,植物园引种植物达3100多种,全园18人建成160亩苗圃、3座温室,40座温床及各类植物标本区,压制标本2万余号。加上原净生生物调查所带到庐山的蕨类标本和与各国交换的标本,庐山植物园一举成为东亚地区蕨类植物标本收藏最为丰富最为完备者之一。

正当人们对庐山植物园前景看好之时,日寇的罪恶铁蹄气势汹汹向庐山踏来。危难之时,他们将可搬动的资料、仪器和标本等物品转藏到牯岭美国人办的小学里,工人们都作鸟兽散,上下山的大路已不能通行。在炮声隆隆中,陈封怀含泪从山南一条小路摸下山,并辗转数千里与先行转移在云南丽江的主任及几名技术骨干汇合。抗战胜利后,陈封怀被任命为庐山植物园主任,面对被日寇肆意践踏、破坏不堪、满目苍夷的植物园,陈封怀殚精竭虑,苦苦支撑,惨淡经营,终使当时这座中国唯一的植物园保存到新中国成立。1950年,李四光函告陈封怀赴京开会,陈封怀得知庐山植物园划归中国科学院植物所领导,自己继续任主任。他深感国家对植物园事业的高度重视,心情格外舒畅地说:“前面已是康庄大道,只待我们努力进行了!”从此,在他的领导、设计之下,华夏绝艳宝地的庐山植物园一步一步地变成科学内涵更丰富深厚、园林景色更美丽迷人、百花斗艳万木争荣的人间仙境。

2绿伴终生

随着庐山植物园的逐步发展,我国其他地方也相继创建和计划创建植物园,这种形势将陈封怀推向了我国植物园事业发展的潮头浪尖。1953年,杭州市筹建植物园,邀请他赴杭帮助设计和规划。他因此在杭州工作了几个月。接着,中国科学院决定在南京创建中山植物园,并委任他为中山植物园主任。他刚刚为杭州植物园建设打下基础,1954年又赶赴南京走马上任。经几年的努力,中山植物园已具规模,1958年国家又决定建设武汉植物园,他又被任命为主任。于是他又挈妇将雏奔赴江城武汉,领导规划武汉植物园的创建工作。

他儿子陈贻竹回忆起那些岁月的时侯说:“我出生在昆明,抗战结束后在庐山念小学,五四年又到南京念初中,五八年又转到武汉念高中,跟着父亲到处跑。”(在这里特别要向我的第二故乡武汉的同学亲们介绍的是,陈封怀1958-1962年在任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主任兼技师期间,曾出席省人代会,曾任省政协委员。1959年出席省群英会后,又出席全国群英会。)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许多植物园创建初始,或请陈封怀去指导,或送规划请他审查。那些植物园都留下了他精妙的构思和对植物园事业的一腔心血。1963年,当他他63岁年过花甲之时,中国科学院又调陈封怀到广州担任华南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兼华南植物园主任,于是他便在南国的植物园里辛勤耕耘和精心描绘了20余年,在绿色植物的陪伴中度过了30余年的无悔晚年。可以说,在中国植物园事业中,他是开拓先行者之一,更是步步发展、实际创建的领头人。他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从青年到老年,始终与植物园事业不离不弃。几十年的转战,中国六大植物园中,他在四大园从事了长时间的开创性工作,为中国植物园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人们称他为“中国植物园之父”。他晚年写的一首诗云:

植物学家丹青手,二绝一身学父祖。

匡庐云雾云锦开,秦淮河畔流芳久。

翠湖步月话古今,羊城赏菊怀五柳。

布景建园园中园,一片丹心待后守。

(注:诗中的匡庐、秦淮、翠湖和羊城分别指庐山、南京、武汉和广州。)

3富贵不淫

自陈封怀决心投身祖国植物园事业后,他便放弃了条件优越的安稳职业,拒绝了异国他乡的优厚诱惑,在他身上看到了古人所说的那种富贵不能淫的大丈夫品格。

1929到1930年陈封怀大学毕业不久便进入了清华大学执教。清华大学那时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全国最高学府,是“未来中国的发动机”。能在这样的学校当先生是非常幸运的,身份是十分高贵的,前景是看好的,工薪是安稳的。然而,这样的工作却不是陈封怀的理想,只是因为他一时找不到对路的理想工作而暂时栖身的权宜之计。当他了解到刚创办不久的北平净生生物调查所的工作任务正是他的志向所在,便跳槽加入了调查所,成为该所的研究员。在常人眼里,这个调查所并非稳妥的官办单位,而是尚志学会和中美文化基金会资助之下创办起来的,连所址也是私人捐助的,其资产相当薄弱,前景难以推测。是理想和志向让陈封怀作出了这种令常人无法理解的选择。

1934年陈封怀去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求学深造,他在学习中的勤奋、严谨、刻苦的精神和聪明过人的表现得到师长和同行们的特别赞赏。获得硕士学位后,他的师长史密斯(世界著名的植物学家)以“植物没有国界、植物学也没有国界”为由,劝他留在英国工作,具体研究报春花。他知道,英国的工作条件和自己能获得的工薪是国内根本无法相比的,但工作的成果与祖国植物园事业的发展进步却不相干。于是他回答:“植物学没有国界,而我有国籍。报春花发源于中国,我的根也在中国。”他谢绝了英方的挽留,带着求学吸收到的植物学知识和收集的大量标本回到祖国,继续投身庐山植物园的创建工作。

4贫贱不移

陈封怀去英国学成回国,再次投身庐山植物园,也令亲友们十分不解。当时他夫人已患上肺病,他如果能在城市的大学任教,就医条件和生活条件就会好得太多。而庐山那时车子都不通,一到秋霜叶落少有游人之时便冷冷清清,生活和看病大为不便。然而,懂得他的人方知:世间之人有两类,一类是活着仅仅是为了自己和家人谋生活、获享受,另一类则是“发上等愿,享下等福”的立志高远、不计贫苦的人;陈封怀便是后一类为事业奋斗、不为稻粱谋、不计较生活好坏的人。

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庐山植物园主任的陈封怀,面对3000多山民遭日寇杀害、植物园90%的树木被损失、原来的房屋几乎无一栋完整的破败景象,面对没有人员、没有经费、没有地方住的艰难困苦,他找到一间仅有四壁的房子请人盖上茅草住了下来。他一家一家地寻找已分散四处谋生的工人,劝说他们回来一起建园。那时由于生活极苦,夫人患病得不到较好的治疗,营养更无从谈起。他儿子陈贻竹后来回忆说:“那时我只有几岁,但仍记得有时母亲几乎生命垂危。”我们如今可以想象,那个时候,只要是责任感稍微比陈封怀差一丁点儿的人,早就会下山另谋生路去了。而这位把事业看成比生命还重要的科学家,仍然带领工人坚持采种子、挖树苗,向外出售各种种子和苗木,并借款7000元印刷种苗目录,寄到国外各植物园,争取到一些预付款。同时,他还步行上下山,定期到南昌中正大学兼课。通过生产自救和拿出自己教书的大部分收入,维持工人工资和恢复植物园的必需开支。就这样,陈封怀就像一个拼命坚守火线阵地的战士,将我国仅有的一家现代意义的植物园保存给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

5威武不屈

庐山是一处避暑胜地,蒋介石及夫人宋美龄曾多次来到庐山避暑和从事政治活动。著名的庐山“十二号别墅”-“美庐”便是他们每次来到庐山避暑的居住之处。

1948年夏季的一天,庐山植物园忽然来了四位彪形大汉,陈封怀不知来者是何方神圣。来者说是“美庐”派来的,要挖走植物园里那棵鲜艳如丹的红枫去装饰“美庐”庭院。可陈封怀却不畏顶天的强势挺身阻拦,坚持保护这课罕见的极其珍贵的红枫。他义正辞严说道:“这课红枫不能挖。树木是植物园的。我的责任就是保护它!”四位来者见他大义凛然不顾一切的样子,只得讪讪退走。事后,庐山管理局局长、江西省农业院院长和30集团军总司令兼江西省政府主席王陵基都出面劝说陈封怀不要再坚持了。庐山管理局局长吴仕翰还特地宴请陈封怀,王陵基也在座,陈封怀仍不为所动,使这棵珍贵的红枫终得保存。

此事在宋乔的《侍卫官杂记》中也有相关的记载。《侍卫官杂记》虽不是皇宫实录,但也非空穴来风,应可作相关的参考。在陈封怀的人事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原江西农业院院长杨惟义先生(被称为江西植物学界泰斗式人物)了解到陈封怀在庐山的情况后,认为陈封怀具有“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并称陈封怀为“植物界的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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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封怀在我国植物界享有崇高声望,被尊称为“中国植物园之父”。在国际植物园界也有较大影响,曾任英国皇家植物学会会员,国际植物园协会常务委员。作为植物学的科学家,他一生研究得最多的就是报春花科植物。这类植物多为高山种类,形态变化比较大,标本资料较少,在分类方面难度很大,之前无人作过全面的研究和整理。他早年就注重于报春花科的研究,后来赴英留学主要内容也是学习和研究报春花科。回国后他和他的学生踏遍千山万水调查研究,几十年中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的论著,对以前的分类系统作了重大修正,纠正了前人著述中的许多错误,特别是纠正了西方学者的一些归类错误,重新划定了报春花属30个组的界限,为编著《中国植物志》的报春花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国外同类工作比较,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居领先水平。正因为如此,这项成果于1993年荣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然而,令人非常惋惜的是,1993年4月13日,陈封怀以93岁高龄走完了自己的一生。而此后17个小时,他的报春花科研究成果才刚刚通过表决,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命运为何不安排他再多活一天,让老人能听到这一喜讯而有更多的欣慰和含笑驾鹤呢?

(付少波收集整理编写 2018.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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