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世奇才陈寅恪

作者:傅少波         发布时间:2018/8/27 8:02:19         人气:532次

                       盖世奇才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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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清华大学创办国学研究院,校长曹云祥延聘了国内四位硕学重望的学术大师为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他们是:留美博士赵元任,前清国学大师王国维,维新领袖梁启超,还有一个就是,在欧美游学多年的陈寅恪。其中陈寅恪的受聘是梁启超联系的。

联系之前,校长曹云祥在与梁启超谈起国学研究院导师任聘事宜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梁问:“有一个人,不知校长可曾注意过?”

曹问:“不知是哪一位高贤?”

梁答:“是江西修水人陈寅恪。校长有意聘他吗?”

曹问:“他是哪一国的博士?”

梁答:“他不是博士,连硕士也不是。”

曹说:“那他总该有大著吧?”

梁笑道:“也没有著作。”

曹为难地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勃然道:“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却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呢。好吧,你不请,那就让他在国外吧!”

梁启超虽然不是博士,却是清末举人。戊戌维新变法使他蜚声海内外。曹校长心中的梁启超有着特别的分量。梁启超接着提示曹校长:哈佛要高薪聘用陈寅恪,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的教授对陈寅恪推崇得无以复加,佩服得五体投地。梁启超最后抛出一句:“你就算想聘人家,人家来不来还是另一回事呢!”听到这里,曹校长终于连忙说:“我一定聘他!一定聘他!”就这样,正游学在柏林大学研究院的36岁的陈寅恪受聘回国了,从此开始了他四十余年的教授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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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没有著作,也没有闪光的文凭,这样的人怎么能有本事来担当中国最高学府的导师呢?许多人等着看陈寅恪的笑话。到清华大学任教的第一天,他先是送给学生们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而王国维则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读书顾问。那么,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学生们便应该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同时也应是溥仪的同学了。这副对联一下子让学生们听了如沫春风,格外欣喜。

第一天开始讲课前,陈寅恪还对学生们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如此“四不讲”是何等的霸气!又有谁能做得到?果然他一张口讲课,学生们就彻底服气了!他的学问纵横古今、贯通中西。学校很快掀起了一阵“陈寅恪热”。听课的学生经常转头往后一看,总是看到一些教授竟然也坐在后面听得入迷。国学院主任吴宓教授前来听课可谓风雨无阻,堂堂必到。哲学专家冯友兰、散文家诗人朱自清等这些高水准的教授们都跑来听他讲学。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季羡林说:“听他的课,是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吕德斯,国内只有陈师一人。”不论学生还是教授,只要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前来向他请教的,就一定能得到满意答复。因此大家奉他为“活字典”、“活辞书”。学生们尊敬地称他为“太老师”,是“教授的教授”。

一些慕名前来“偷听”他讲课的北大学生说,一堂课听下来简直欢喜得五体投地,感到异常过瘾,就像看了著名武生杨小楼一场拿手好戏一般;认为陈先生讲课不但细致周密考证出某事之“然”,而且讲出其“所以然”,听起来极有深度,极有说服力;同时感到别的先生固然学问很大,但自己将来长期努力积累,似乎并非办不到,而陈先生的学问却是深不可测,高不可攀。

梁启超由衷地佩服道:“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著名历史教授姚从吾说:“陈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胡适在日记中称他是“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后任清华校长梅贻琦说:“此导师之职位,非陈寅恪不可。虽无一纸文凭,却是三百年来不出一个的大师。”

清华国学院第三届学员蓝孟博回忆当年听陈寅恪讲课时的感受:“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的许多已死的文字,拉丁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莲匈牙利的马札儿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道哪是德文,哪是俄文,哪是梵文,但要问其因、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不过,经过他的讲解,同学们听懂之后,便如沐春风,觉得字字是精金美玉,只恨自己语文修养太差,不配当他的学生。”另一位学生总结陈先生讲课的特点是,“苦于穷极思索,勤于指点史料与工具,而敏于训练史学方法也。……目的实只在求真,对同学发生强烈启发作用。寅师一堂所授,真是令人耳不及听,目不遐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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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不但以其绝顶才华扬名国内,而且以其超凡功底饮誉欧美和东洋。

有一回,他在英国主讲东方学与汉学,欧洲各国汉学家云集于此,但能听懂他的课的学者却寥寥无几,因为他广征博引,更引用多种语言,一般学者在他面前,根本抬不起头。1939年,牛津大学决定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通知陈寅恪被授予英国皇家学院研究员职称。牛津大学在信中还特意写明,陈寅恪是牛津大学成立三百多年来首次被聘请的中国人专职教授,并已安排本校副教授休斯担任陈的助手。后因发生欧战,陈寅恪未能前往受聘就职。

1933年,日本史学家和天清从我国东北得到一张古地契。认为是明末时的遗物,被奉为“日本史学界的太阳”的日本史学大师白鸟库吉也认为是明末遗物。有一天中日两国几位史学家在日本“东洋文库”餐馆吃饭时,白鸟库吉拿出这张中国古地契让大家传阅,并定论这是三百年前明末的东西。大家看后都赞叹不已,没有异词。等传到中国史学家蓝文征手里时,蓝文征却说:“此非明末文件,而是光绪时文件”。白鸟听到后很惊讶,要他再仔细看看。蓝文征坚定地回答说:“这纸是清末流行东北的双找纸,又厚又粗,不是明纸;钱的单位用吊,这是清制。”白鸟听完后服气了,他问蓝:“你认不认得陈教授?”蓝说:“陈寅恪先生,那是我恩师”。白鸟一听竟马上隔桌尊敬地向他伸过手来,一改之前高高在上的态度。这位日本史学界的权威人物,在听到蓝文征是陈寅恪的学生后,马上变得恭恭敬敬的。为何他唯独对陈寅恪甘拜下风?原来,有一次他研究中亚史问题时遇到题难,写信请教德、奥学者,却无人能解答,但指引他请教了中国的陈寅恪教授,使这个无人能解的难题得到了满意的解答。之后,白鸟对别人感慨道:“如果没有陈教授的帮助,此题我可能至死不解。”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池田温在《陈寅恪先生和日本》一文中说:“先生之论文渡海进日本者不少。日本《东洋史研究》编辑的陈先生著作目录,明示陈先生作品已被充分重视。《中国研究入门》、《亚细亚历史研究入门》已将陈先生的有关作品列入必修课。可见其作品在日本普及之广和受重视程度之深。”

一次,苏联学者在当时我蒙古挖掘了三件突厥碑文,但都看不懂,更不能通译。 之后,经陈寅恪一番对译解释,各国学者都毫无异词,同声叹服。又如,对唐德宗与吐蕃的《唐蕃会盟碑》,国际上许多著名学者都无法解读,又是陈寅恪作了确切的翻译,才使国际学界感到满意。

《剑桥中国史》之隋唐篇,多处引录了陈寅恪的见解和观点,并承认这本书“每章节都很得益于陈的研究成果”。该篇“序言”中尊称陈寅恪先生为“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高度评价他“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一个观点,远比以往学者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他的分析对以后的研究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出发点”。加拿大浦立本教授著的《安禄山之乱》,自称是受到陈寅恪的启示。一位美国学者写《论韩愈》一书,特在扉页上注明“将此书献给陈寅恪先生”。

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立大学执教30余年的汪荣祖教授说:“很多人称陈先生为教授,在我心目中,他是一通儒,有别于专家学者。专家学者比比皆是,而通儒绝鲜。……令人有‘心向往之而不能至’的感概。”还说:“有人提出超越陈先生的问题,我感到可以超越又不可穿越。可以超越,是相信陈先生之后必定还有伟大的中国史学家出现;不可超越,是因陈先生的特殊成就不可能超越,就像没有人可能再写一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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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这句中国古来就有的话也许还不足以评价陈寅恪的才华。他胸中知识的门类之广博,掌握运用的程度之精深可谓惊世骇俗,无人可及。然而,既如此,他为何没有一纸闪光的文凭呢?这并非其水准不够、能力不行。要知道他游学东洋欧美,无论在哪所学校均被大家赞叹为“天才”。 那是因为他一生苦苦追求的、唯一看重的只是实实在在的知识,只是真才实学,而对文凭等空名不屑一顾。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他走的是与大多数人不同的路,从不问何时文凭考试,更不看只是有关文凭考试内容、而非自己计划学习的书,一门心思日以继夜地埋头在书本知识的海洋里。在一个地方,自认要学的已学得差不多了,他便很快转到另一个地方学习,文凭考试完全不在考虑之中。

他出身显赫门第,祖父陈宝箴曾是封疆大吏的湖南巡抚,父亲是清末同光体诗派的领袖。他从小受家风熏陶酷爱读书,5岁起便在家塾中读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书籍,后随父亲到南京除了继续学四书五经外,还在小学堂学了数学、英语、音乐、体育等课程。特别是极为丰富的家中藏书为他提供了埋头于古籍和佛经中的便利,让他受益一生。他超越了高尔基所说的“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因为面包有吃饱之时,而陈寅恪爱书嗜书是永远不知饱足的。他看书看得太久太多。少儿时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痴恋使他小小年纪就有了深厚的国学功底。

12岁他随兄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就读,从此开始走上二十余年的外出求学之路。1905年,因患足疾不得不暂时回国治疗。后考入上海复旦公学。在这里,他苦学德语和法语。一毕业,他就踏上了欧美游学之旅。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直到36岁受聘回国在清华任教。他20余年的求学生涯把时间抓得很紧很紧,以“一寸光阴一寸金”的高度重视的精神一心扑在读书学习之上,人们笑他是“书呆子”。一位当年的同学回忆说:“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的乱得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在国外求学期间,他还有一个从未改变习惯就是买书,只要是他认为有价值书,就一定设法买到手。同学们笑谈他“书呆子大买各种书籍”。有时官费停寄,手中拮据,无钱买书,他便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就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有正式进餐。1923年夏秋之间,身在柏林的陈寅恪、得知国内商务印书馆重印《大藏经》等消息,担心回国后过时买不到,而且自己所急需买的国内的书很多,总价万元,便立即写信回家求助购买。陈寅恪读书决不囫囵吞枣、不求甚解,而是眼看心想手写,做好读书笔记。他1969年逝世后,家人和单位上整理遗物时,发现其仅仅在法国巴黎大学求学的两三年中就留下了64本读书笔记。真不知他在20多年漫长的求学路上写下的读书笔记到底有多少本?

爱书嗜书苦苦读书,陈寅恪少儿时在家是这样,到了青年出国求学时依然如此。当年也在德国留学、回国后先后任北京大学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那时曾对同学谈了自己的看法:“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可以说,漫长、广博、精深的出国求学,为陈寅恪日后的学术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多种文字的熟悉掌握又使他在日后的教授、治史生涯中大获攻玉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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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自回国后主要是从事大学的教授讲演工作,直到逝世的40多年中为国家和民族教育培养了一批学者、教授、大师这样的顶级人才。同时,他也在治史学术研究上奉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取得了超凡成就,为我国史学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1988年在广州召开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与会的国内外教授学者一致称赞“陈寅恪先生是一代史学宗师”,认为他治史方法之严谨,范围之广,研究之深,贡献之大,都是世所罕见的。

他的史学成就概括来说主要是:

他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价值,把这一研究推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他对隋唐史的著述,被誉为“史学界的瑰宝”;

他在蒙古学研究的领域内,开辟了研究的新阶段;

他最先提出“敦煌学”,他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他是藏学研究的开拓者;

他提出了佛学研究的新路子、新方法,使中国佛学研究更加深入和提高;

在突厥学研究方面,他的论断提供了宝贵经验,留下了珍贵的成果,对后继者具有重要的学术指导意义。

对陈寅恪的学术成就,整个史学界无不心悦诚服,赞叹极致。与他同辈之人赞服,后一辈的更是仰慕敬服。傅斯年(1896-1950 历史学家 旧中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者,去台湾后任台湾大学校长)称陈寅恪“千年旧史之误书,异国译言之伪读,皆赖以订”。又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中山大学吴定宇说他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一座难以超越的高峰” 。香港大学黄约瑟说:“香港有句流行的新歇后语,上半句是‘封你为偶像’,下半句是‘我服了你!’我想用自己的母方言说句一直久藏于心的话,那就是:‘陈寅恪先生,我服了你!’我没有办法不对陈先生又敬又畏。研读陈先生著作的心情,有如唐僧师徒到西天取经,拿起笔来想发挥自己一点私见时,却往往像孙猴子不容易跳出陈先生论学的五指山。我为有陈先生这样的先驱传下的丰富遗产而感到方便和自豪!陈先生被称之为本世纪的学术巨人,是实在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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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我们中华民族就有许许多多铁骨铮铮的爱国文人和知识分子。陈寅恪便是其中可歌可敬的一个。

据清华大学一学生领袖回忆。一次学生发表爱国宣言,请他签名。当时他卧病在床,双目失明,学生一说就连忙起来,伏在桌子上很吃力地听念宣言,又一笔一笔签上名。老教授真心支持学生的爱国正义感让学生们很是感激和敬爱。

1941年12月8日,日本人占领了香港。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当时他家过得十分拮据,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到了除夕能让女儿吃上白米饭。日军司令就派宪兵队给陈家送面粉。但他坚决不肯吃敌人的东西。于是人们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宪兵边往屋里搬面粉,陈寅恪和妻子边往屋外拖面粉。苦难非常之时可以检验一个人的品格和气节。陈寅恪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更是一个铁骨铮铮,视国家兴亡为至上的爱国志士!

日本人曾出资四十万元,请他办东方文化学院,他冒死拒绝了。 只要他答应日本人的要求,全家就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领着高薪,过得舒适而体面,并随时可以得到日军的保护。但他却以“拒绝”二字,挡住了“幸福”。一家人每天过着担惊受怕的生活,他的女儿们还随时可能受到日本人的侵害。

1942年,有人又奉日方之命,请他到已经沦陷的上海授课。他再次冷冷地拒绝了,之后历经艰辛才偷偷潜出香港,先后到广西大学、中山大学任职,不久后移居燕京大学教书。

抗战胜利后他已双目失明,但依然坚持教课,为国家培养人才。因为他深知,有人才国家方有希望。学生朗读课文,连念错一个字,他都能听得出来,并要求学生停下重读。那些典籍文章早已扎根在了他的心里,即使看不见书,但一字一句都记得。。

1959年,西藏上层集团闹独立,搞叛乱。随后印度为之呼应挑起中印边界战争。当中印战争结束,中央密拟以麦克马洪线为准,谈判边界问题,但当时却无人知晓该查阅什么资料。尽管此前国内开展“厚今薄古”运动,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某些人将陈寅恪列为“资产阶级大白旗”来批判,甚至堂堂的郭沫若也指名道姓将陈寅恪划入资产阶级史学家之列,致使陈寅恪心存怨气。但是,在事关祖国利益的时刻,陈寅恪站了出来。双目失明的他,仅凭记忆,历数哪段哪句当在某书某页,向政府提供了清朝官员日记、奏议等许多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保证了我国在谈判中占据主动地位,未损一丝一毫的领土,获得圆满的谈判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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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是一个心系中华真正爱国的大学者,一生只求学问和教授学生。虽从不过问政治,却也不愿为过优越的物资生活而离开自己的祖国,只希望过上安稳一点的日子,安心史学研究、教书育人。然而,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1962年他不小心滑倒,导致右腿骨折,只能长期卧榻,造成生活工作上的极大不便。更令人痛心的是,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浩劫使他成了重点打击对象。当时他身患多病,双目失明、膑足,但是那些造反派仍没有放过他,两夫妻的工资被冻结,屋内被贴满了大字报,床下安放着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还想抬他去礼堂批斗。夫人拼死阻拦被打成了重伤。陈寅恪的学生刘节,自愿站了出来代他受批斗。那些人问刘节有什么感想,他高声回答:“能替恩师受批斗,是我一生的光荣!”1969年10月7日,国宝级大师陈寅恪,终于在痛苦和无奈中惨烈地离开了人世……

岁月流转,世事更迭。可是盖世奇才陈寅恪光彩照人的学问、卓越罕见的成就、独立自由严谨研究学术的风范和令人敬仰催人仿效学习的求学教人的生平事迹却永远深深地留在后人的心间。(完)

 

                               (傅少波整理编写  2018.8.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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