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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迹遗踪】北运河畔北善堂

作者:转载         发布时间:2017-6-2 8:37:50         人气:391次

                               北运河畔北善堂

天津北运河畔的东窑洼、西窑洼地区,历史上以贫民杂居为主,慈善救济事业因之应运而生。早在清代,玉善堂等慈善组织就设在西窑洼。清末民初,当地慈善事业以天纬路为轴心,日益扩大、渐趋规模,形成了比较典型的“窑洼慈善文化形态”。

                          1903年以前的窑洼浮桥照片

1931年宋蕴璞辑《天津志略》和1932年6月9日《益世报》所载,都提及设于“四区二所西窑洼大街”的北善堂。北善堂是宣统三年(1911)由广济社董事汪辅卿及李芳、张普、高玉堂等乡绅在原玉善堂基础上组建的,初名乐善社,“专办恤嫠、施材”(即重点救助孤寡、提供棺木)。乐善社慈善救助活动卓有成效,成为体制外的社会力量对窑洼地区底层居民实施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渠道。

1927年,因汪辅卿等去世,遂由孟子卿、杨哲生、王瑞庭、陈少卿、李少莲等发起重振,借用某善户在西窑洼大街的地产,起筑楼房六间,更名北善堂。北善堂功能包括恤嫠、抚孤、施药、施材、代施冬赈、惜字纸及办理孤儿学校。组织模式为董事制,有董事14人、常务董事3人,每月开董事会议。主管人为蒋润轩、赵锦波。

北善堂原每月给每户施玉米面一斗至二斗,施放日期为每月20日(或25日)。冬春两季有特别赈施,但限制恤嫠户数,由董事监视发放事宜。到1932年,恤嫠户增至147户,每月按人口多寡、生活状况分别定级,虽施给定额为10斤,若不敷一月之食用,亦可补助不足。

该堂利用楼下三间房屋成立孤儿初级学校。孤儿入校须有介绍及保证人,概免校费,衣帽、书籍、纸笔墨砚皆由学堂供给。课程与普通学校类似。校务主任杨惠亭,义务教师为张省三、陈兰舫(只领车马费少许)。至1932年,孤儿学校有60名学生,分四班。

                   1948年中华道德慈善会天津分会放赈

该堂大力施药,夏日施放最多者为黄金丹、救急药水。专治妇人病症的普济丹,除由慈善家捐助外,该堂还组织人力按成分配置后发放。该堂还代西老公所施材总社施舍棺木。领取棺木并装殓死者后,在抬埋会指挥下,由脚行出人实施抬埋。该堂曾雇有拾字纸者一人,月给工洋3元。即由该校学生收拾,积多即送于该堂迤东之大悲院,由僧人焚化存灰,即托渔船载倾海中。后因经费紧张,于1931年裁去。

该堂经费来源局促,主要由董事、善士自由捐助。董事每人月助洋二元至三元,这笔进项每月约50元。此外,尚有月牌子(即固定捐款者),认牌者为当地商住户40余家,大多愿每月每份助洋五角至一元。其中,每月助二元者只一户。如经费不足,再由善士助捐。对于施财善士,该堂皆为之保密,隐其名,“以避免走漏有钱风声,发生抢绑案之意外”。《益世报》记者慨叹,“殊不知,富者未必好善、贫者未必不好善。故凡捐款之人,俱不足以证贫富。此举虽过于谨慎,然居于现在津市之社会中,亦不得不尔也”。该堂月需支出恤嫠百余元,公费、校费月需70元。据《北善堂征信录》载,孤儿学校的费用为该堂最大开支。仅学生的单夹棉三套衣服一项,即400多元。1931年《天津市社会局统计汇刊》所载“各慈善团体每年支出经费比较表”表明,1929年,北善堂的支出经费即2040元。

由于堂址甚为狭窄,该堂有“择购义地”的打算及扩充校舍的计划。但当时九一八事变已爆发,时局不靖,工商业向租界一带转移躲避,渐成趋势。该堂勉强维持已属不易,扩建规划只得搁浅。

另据《天津志略》载,天津特别市立贫民第一救济院于清同治年间创立,初名育黎堂,“以收留游民及轻犯人而教养之为宗旨”,1915年更名教养院,1928年11月又更名游民收容教养所,直辖于市政府。“院址设于西关大街僧王祠对过,北分院设于河北天纬路”。1928年官办的天津妇女救济院则设在天纬路西头,原觉悟社社友王贞儒曾任院长多年。

窑洼地区比较发达的社会救济机构积极进行的慈善助贫实践,具有典型性,应为大运河慈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