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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状元”刘春霖:曾三拒日伪之“邀”

作者:户力平         发布时间:2016-6-30 9:47:45         人气:423次

                  “末代状元”刘春霖:曾三拒日伪之“邀”

                                          户力平

有个叫加藤的日本人在八面槽大街(今王府井大街中段)开了一家“富士车行”,专门出售日本产的自行车。他听说“末代状元”刘春霖的书法技艺超群,便慕名到刘春霖府上拜访,请他题写匾额。可他刚说明了来意,就遭到刘春霖的拒绝,随后便“送客”出门。

慈禧太后钦点的“末代状元”

刘春霖,直隶省河间府肃宁县(今河北省沧州市肃宁县)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中甲辰科状元后,第二年科举取士制度被废除,他便成了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位状元,被称为“末代状元”。

有关刘春霖高中状元之事传闻甚多。据说是由慈禧太后钦定的。殿试后,主考大臣把入选的试卷按名次排列,呈请慈禧太后“钦定”。当时内外交困,忧心忡忡的慈禧太后正准备做七十大寿,想从科举之中得到一点儿吉兆。她先看了几个人的卷子,觉得都不合自己的心意。当看到刘春霖的考卷时,卷面上那清秀隽丽的小楷字,使慈禧眉宇舒展,又一端详“刘春霖”三个字,更是频频点头。原来,这一年大旱,慈禧联想到“春霖”即春风化雨,普降甘霖,加之刘春霖籍贯直隶肃宁,更觉得这个地名符合她盼望肃静安宁的心愿,于是点刘春霖为“一甲头名状元”。

刘春霖得中状元后,被派往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深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回国后,历任咨政院议员、直隶法政学校提调、北洋师范学校监督等职。1927年以后他辞去公职赋闲在家,先寓于上海,后移居北平(今北京),其地址是今天的西城区新文化街(原石附马大街)以南的西智义胡同。辞官后,他终日以诗书、字画为伴。虽隐居不仕,但对国家前途颇为关心。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步步升级。在日伪的黑暗统治下,很多仁人志士不甘沉沦,不当亡国奴,奋起抗争,表现出中国人不屈的民族气节,“清末状元”刘春霖就是其中的一位。日伪汉奸曾多次以高官厚禄邀刘春霖为日伪政权效力,但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和怒斥……

 拒绝担任伪满洲国“教育部长”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东三省,第二年便扶植清废帝溥仪做傀儡,建立了伪“满洲国”(1934年3月改为“帝国”),“首都”设在长春(称“新京”)。为了招兵买马,溥仪除了笼络一批清末的遗老遗少外,还想让一些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物为其效力。1935年3月,伪满政府总理郑孝胥派人去找刘春霖,所派一行二人带着溥仪亲自签署的“诏书”前往北平,并携带了许多东北特产作为见面礼,想以重金聘请当时已63岁的“末代状元”,出任伪满洲国“教育部长”。他们在正阳门东站(前门火车站)下了火车后,便坐上一辆汽车,直奔位于城西的西智义胡同刘春霖府邸。先是将带来的东北特产送上,随后说明来意,并取出溥仪签署的“诏书”,递到刘春霖面前。刘春霖看了两眼,言道:“而今我年事已高,体弱多病,难以胜任这‘教育部长’之职,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二人垂头丧气地回到长春,如实向郑孝胥说了刘春霖婉言谢绝任职之事。郑孝胥听后极为恼火,将这二人训斥了一顿。

过了一个月,郑孝胥要亲自登门拜访刘春霖。但他从长春赶到北平后并没有急于拜访刘春霖,而是先拜访了几位刘春霖的故友,了解刘春霖的为人、秉性与爱好。其中一位介绍说,刘状元嗜好品茶鉴水,尤其喜欢京城老字号“张一元”的茶叶,于是郑孝胥特意到前门外大栅栏“张一元茶庄”买了几斤极品好茶,随后到西智义胡同拜访刘春霖。

郑孝胥与刘春霖同为书法名家,但他比刘大12岁,故称其为“贤弟”。见面后,郑孝胥并不提及请他任职之事,而是谈论起书法艺术,从唐宋元时的四大名家(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赵孟頫),聊到前(清)朝四大名家(刘墉、成亲王、翁方纲、铁保),滔滔不绝。刘春霖只是附和着,但对他的真正来意心知肚明。突然,郑孝胥话锋一转:“贤弟,您是老佛爷慈禧皇太后钦点的状元,而今满洲国仍是大清的天下,康德皇帝(溥仪)对您厚爱倍加,特派我请您到满洲国任要职,您可不能辜负圣上的厚望?”闻听此言,刘春霖义正词严道:“如今君非昔日之君,臣亦非昔日之臣,岂能随汝而毁我之誉!”说着打开房门,并把郑孝胥带来的茶叶扔到他的手里,郑孝胥见他态度如此坚决,颓丧地离开了刘府。

拒绝为日本商铺题写匾额

“七·七事变”不久,日军占领了北京城。随着军事侵略的不断深入,经济侵略也逐渐推进,京城街头出现了不少销售日本商品(俗称“东洋货”)的店铺,有的商铺大股东是日本人,而有的店铺就是日本人开的。

匾额是店铺的金字招牌,其题字大多出自名人或书法名家之手,于是有的日本商人也效仿京城老字号,请书法名家为自己的店铺题写匾额,以为店铺增光添彩。

刘春霖是近代著名书法家,以楷书享誉京城,曾有“楷法冠当世,后学宗之”之誉。他的楷体字清秀、挺拔、疏淡,方、圆、刚、柔浑然一体,笔致秀润稳健、流畅中寓古朴之风格,堪称一绝。其书碑、书扇、书联、书匾、书条幅等墨宝颇受文人雅士所青睐。

有个叫加藤的日本人在八面槽大街(今王府井大街中段)开了一家“富士车行”,专门出售日本产的自行车。他听说“末代状元”刘春霖的书法技艺超群,便慕名到刘春霖府上拜访,请他题写匾额。可他刚说明了来意,就遭到刘春霖的拒绝,随后便“送客”出门。

但这家伙并不死心,以为刘春霖嫌自己出的钱少,不愿题写,所以三天之后又二次登门,并带来四根金灿灿的金条。他对刘春霖说:“只要你为鄙店题写匾额,我愿以每字一根金条付酬金,刘君意下如何?”刘春霖蔑视道:“别说是一个字一根金条,就是一个字一座金山我也不会题写,你还是另请高明吧!”加藤被刘春霖一副铁骨铮铮、大义凛然的气概所镇服,灰溜溜地走了。

没过几天,又有一位日本商人来到刘春霖府上。这人四十岁上下,身材不高,胖胖的脸,嘴上一撮“仁丹胡”,一走进刘春霖的客厅就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自报家门。原来他是西四牌楼附近“东亚楼”饭庄的日本老板松本一郎,也是慕名请刘春霖题写匾额的。他是个“中国通”,对中国文化礼仪颇有了解,所以来之前特意到琉璃厂一家知名的“南纸店”购买了一套上乘的“文房四宝”,算是见面礼。刘春霖闻听他是日本人,也是前来求字的,二话不说,便把他“请”了出去。

拒绝出任伪北平“市长”

“七·七事变”后,北平组建了日伪政权,于是想找些社会名流出来撑台,而“末代状元”刘春霖就名列其中。他们曾几次派人威逼利诱,逼迫刘春霖出任伪教育署官员,但刘春霖卧床装病,巧妙地躲过了日伪的威逼。

1940年3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同年6 月与刘春霖同科的进士王揖唐任委员长兼内务署督办。他自认为与刘春霖有交情,既是同科进士,又一同去日本留学,平素关系不错。他觉得,如果请刘春霖“出山”担任伪北平市长,不但能助自己一臂之力,还能在日本人面前讨个好。

一天,王揖唐西装革履,头戴日本军帽,带着贵重礼品,神气活现地去拜访刘春霖。一见王揖唐头戴日本军帽,满副奴才相,刘春霖很是不悦。因为王揖唐出任伪职,他已有耳闻。宾主坐定后,王揖唐双手一拱,直奔主题:“仁兄之品德、才华,胜弟十倍,望兄能为我维持政务,弟感三生有幸!这北平‘市长’之职,非仁兄莫属呀!”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刘春霖便蓦地从藤椅中站起来,将一杯茶水泼在地上,痛斥道:“我是决不会依附外国侵略者的。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请免开尊口!”王揖唐见状,只得告退。

受到刘春霖谴责和训斥的王揖唐恼羞成怒,第二天就派兵到刘春霖家,抄走了全部家具,还将他历年收藏的书画珍宝洗劫一空,并将其全家赶出家门。刘春霖愤愤地说:“宁作华丐,不当汉奸!”后来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王揖唐方许其归家,允其以重金赎回书画,并发还了抄走的财物。

1942年1月18日,刘春霖因突发心脏病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归葬于河北保定西郊的鲁岗村,其“墓志铭”上有“退隐林下,忧国忧民。痛斥贼寇,豪气千钧”之褒扬。人们为他举办了十分隆重的葬礼,哀悼者络绎不绝,许多知名人士送去挽联、挽词,其中有两块黑底金字的匾额,分别写着“义士状元”和“中华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