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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前前后后

作者:缪国庆         发布时间:2016-6-27 9:54:12         人气:485次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前前后后

                                     缪国庆

                   2016年6月23日  来源:解放日报

这是事关中国革命命运的一个不眠之夜。在这个非同寻常的夜里,李大钊作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既然陈独秀的一举一动已经受到监视,在北京很难开展革命活动,那就不如转移到环境相对宽松的上海去。

原标题:星光下,那一道辙痕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前前后后

莫非天边星辰也夜不成寐,等待着那两位冲破黑暗而来的赶路人——

那是1920年2月的一个凌晨,说是凌晨,还有星光依稀,但路上仍是黑得瘆人。北京朝阳门,此时驶出一辆旧式带篷骡车,在通往天津的土路上卷起了一路行尘。车上有两位乘客,坐在车篷里的一位,40岁左右模样,长袍外套着一件棉背心,头上低低地压着一顶呢帽,看上去像是个掌柜;坐在驾辕人旁边的一位,年龄看上去要小一些,微胖的脸庞蓄着八字胡,戴一副金边眼镜,随身的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像是一个年前随掌柜外出收账的账房先生。

此时,正值生意人在年底往各地收账之际。

谁也不知道,在这辆不起眼的骡车上坐着的掌柜和账房先生,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两个领军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可他们为何要乔装打扮、刻意隐瞒身份呢?又为何要冒着严寒、趁黑赶路呢?


事情还得从前一天说起——

陈独秀从武汉回到北京,已经是下午时分。尽管一路劳顿,却是没有丝毫倦意。自1月底离开北京后,他先去了上海,因为正在筹办西南大学的章士钊多次函邀他前去商议,原本说是在广州见面,不知何故,章士钊却到了上海。这倒是正好,陈独秀应邀到武汉作学术演讲的日期排在2月初,这样也算是顺路,先去上海,再顺长江水路转赴武汉。2月4日下午,陈独秀冒雪抵达汉口,在此后的几天里,先后在文华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发表了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问题》、《新教育之精神》的演讲,直到2月7日晚间,才径直去到大智门乘火车北归。在这近十天的时间里,他对新思想新文化的研究和传播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想约一些同道前来晤谈。就在他铺纸提笔的当口,却响起了敲门声。门开处,见一警察。那警察赫然质问:“你怎么不说一声就离开北京?”其时,陈独秀刚刚被保释出狱不久。1919年6月11日,为了营救在“五四”运动中被捕的学生,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遭到反动当局逮捕。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各界强烈谴责北洋政府。慑于舆论压力,京师警察厅不得不在三个月后释放了陈独秀,但陈独秀的行动却受到了严密的监视与限制。不过,此时的他还是大惑不解:他们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后来才知道,武汉的《国民新报》和《汉口新闻报》不仅报道了他的武汉之行,而且还“用大字刊出”了他的演讲重点。在当时,他只是坦然作答:“家中有点急事,无须花费太多时间,就没有通知你们。”那警察也没多说什么,只是叮嘱了一声:“陈先生,您是刚被保释的人,若要离开北京,至少要向警察厅关照一声才是!”望着匆匆离去的警察的背影,陈独秀顿时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们不会就此放过他!

自己的寓所肯定是不能呆了。

陈独秀没有犹豫,立刻去了也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的家中,倒是胡适清醒,陈独秀与自己的关系人尽皆知,他的家中亦非久留之地。要不,就去找李大钊拿个主意?李大钊也知道自己是京师警察厅眼中的第二号“危险人物”,必定也在监视之中,但是,他可以将陈独秀转移到自己的老乡、北大化学系教授王星拱家里去暂避,然后再作商议。

这是事关中国革命命运的一个不眠之夜。在这个非同寻常的夜里,李大钊作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既然陈独秀的一举一动已经受到监视,在北京很难开展革命活动,那就不如转移到环境相对宽松的上海去。此时,北京的火车站周围肯定已经布下了密探,当然不能让陈独秀在北京乘火车南下。那么,又该如何不为人知地尽快离开北京呢?看来,只有一条路了,就是赶紧租一辆骡车连夜赶出北京,转道天津,然后再乘火车或乘船前去上海。

天津是李大钊的第二故乡,他熟悉当地情况,于是,他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前往。他之所以要坐在车外,是因为自己是河北人,讲的是北方话,可以在沿途应对一切交涉,而陈独秀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开口的,一开口就难免会露出南方口音,遭来怀疑。

再不能让陈独秀落入囹圄了。


那辆旧式带篷骡车出了北京前门,向天津方向驶去。

车外的李大钊望了望车后的那一道辙痕,不由想起了与陈独秀初次结识的情景:那是1913年冬,李大钊怀着爱国壮志来到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其时,陈独秀正在日本东京攻读法语。尽管都是章士钊的挚友,尽管都在章士钊编辑的《甲寅》杂志上撰文,两人却是互不相识。让他们初次结识的起因是陈独秀写的 《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李大钊读了,觉得陈独秀的言论太悲观了,怎么能够认为就中国的现状来说还不如亡国好呢?他曾经热情赞颂过中国历史上在逆境中对国家有所作为的人士:周文王被囚,乃演《周易》;左丘失明,乃传《春秋》;屈原被谗,而作《离骚》《楚辞》;司马迁遭受宫刑,遂成《史记》,因此,他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批评陈独秀“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然后寄给了章士钊,并且附上一信,希望章士钊能够安排他与陈独秀见面。说来也巧,这天,陈独秀来到编辑部,章士钊就把还未发表的《厌世心与自觉心》和李大钊的信一并递给了他。回家后,陈独秀读了《厌世心与自觉心》,觉得李大钊的批评是中肯的,同时又肯定了自己在对国家任人宰割进行反思,是一种对国家“深思挚爱”的表现,为此,他深受感动,立即挥笔给章士钊写出一份便笺:“来信、大作读毕,同意和这位大钊先生面谈,请安排时间。”于是,李大钊与陈独秀之间就有了志同道合的初次相见。说来也巧,陈独秀早年曾经就读的东京专门学校,就是李大钊眼下就读的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他们是校友,一个学兄,一个学弟……


   此刻,正在车内的陈独秀也回望着车后的那一道辙痕,那一道辙痕印刻着他与李大钊之间的不解情分:1915年,他与李大钊先后回国,他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李大钊在北京创办了《晨钟报》,一刊一报遥相呼应,呈南北犄角之势,开始大力宣传民主与科学。1917年,随着自己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李大钊也加入到北大文科教授行列,不久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从此,《新青年》就成为了陈独秀、李大钊等共同主办的新文化运动宣传阵地;北大红楼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中心。为了更直接参与政治,随后他又与李大钊共同创办了《每周评论》,在指导“五四”运动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让陈独秀感怀不已的是,当他在“五四”运动中被捕,李大钊积极参与了营救,他终于获释后,李大钊还特地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欢迎陈独秀出狱》:“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相别才几十日,这里有了许多更易: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却不见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好多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你便久住在监狱里,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而在眼下,又是李大钊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亲自护送自己离开险恶之地……


那辆旧式带篷骡车一路南行,经廊坊转道天津。

北京至天津,大约一百五十多公里,坐骡车赶路,需费时两天。两个同路人,一路颠簸,一路风尘,一边赶路,一边交谈。历史为陈独秀和李大钊提供了一次可以更广泛交流、更深入沟通的机会,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南陈北李”在这段行程中“相约建党”的猜想。

其实,陈独秀和李大钊之间关于建党早有“相约”。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早在1918年下半年,即十月革命还不到一周年的时候,李大钊就连续发表了《论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论文,满腔热忱地讴歌社会主义革命“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声……试看将来的全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陈独秀也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指出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他说:“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步的大关键。”

假如说,陈独秀于1919年1月在 《除三害》一文中提出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政党时并没有明确是何种性质的政党,那么,在三个月之后,陈独秀和李大钊在他们联手创办的《每周评论》上刊登《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关于纲领中的一段:“劳工革命的第一步,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把无产阶级高举起来,放他们在统治地位……”,就可以看作是他们对组建共产党的共同认识,也可以认同是他们之间的一种“相约”。

而这种“相约”很快就体现在了“南陈北李”遥相呼应的建党准备之中:

1920年2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上海工读互助团;1920年3月,北京工读互助团也相继成立。工读互助团拟定了实施步骤:“第一步巩固团体的基础; 第二步扩张我们的团体,实行主义的宣传;第三步联络各处的同志,结成一个大团体,实行世界革命。”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4、5月间,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研究会的建立,既为建党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也为建党作了组织上的准备,是实现建党的第一个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步骤。

尽管在以后的岁月里,“南陈北李”再没有过像在京津道上那样可以畅谈的机会,但是,心心相印、心心相约的那一道辙痕始终都在延伸。


在那一道辙痕的延伸中,走来了一个我们绝对不能不提到的人,那就是由共产国际派遣而来的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他直接走进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进程。

在1920年4月初,维经斯基首先走进了北大红楼这一座用红砖建成的建筑,走进了红楼一楼东南隅的两间西向的屋子。这是北大图书馆的所在地,也是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办公的地方。维经斯基对中国的五四运动早有耳闻,而李大钊对十月革命后的信息又格外关注,因此,在几次座谈会上报告了十月革命以后的实际情况及其对外政策后,维经斯基直接就对李大钊说,中国应该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这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维经斯基的这个想法与“南陈北李”的“相约”不谋而合,李大钊自然十分认同和向往。但是,既然“相约”,就须“相谋”,在李大钊看来,作为建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没有任何人比陈独秀更具有凝聚力和号召力了。因此,李大钊立即写了一封信,介绍维经斯基去上海同陈独秀商谈。

在1920年4月下旬,拿着李大钊亲笔介绍信的维经斯基走进了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这里,原先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住处,恰好柏文蔚搬离上海,而陈独秀又曾经当过他的秘书长,因此,就成了陈独秀寓所。随后,《新青年》从北京迁来上海,这里同时又是《新青年》编辑部。对于维经斯基的到来,陈独秀十分高兴,他坦诚地对维经斯基说:“我同李大钊相约,在南北方联手共建中国共产党,你们的来访正是求之不得。”

维经斯基与李大钊和陈独秀的会面,加快了建党的步伐。1920年6月间,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5人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陈独秀寓所聚会,决定成立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会上起草了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确定通过老农专政、生产合作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8月征询李大钊的意见后,正式定名为“共产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由于实际上起到了各地组织发起的作用,亦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作为李大钊与陈独秀的联络人,北大学生张国焘经常来往于京沪之间。8月底,陈独秀要他将上海的建党意见转告李大钊,即“上海小组将负责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希望李大钊从速在北京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李大钊随后复信说,“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最初成员只有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三人,由李大钊任书记。在11月底改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时,又有一批先进分子加入,包括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李梅羹、宋介等人。

“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星照古今。”这是五四运动和中共创立时期盛传的一首嵌名诗。当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人几乎同时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那一夜的出行,想起了天边的星辰,想起了星光下的那一道辙痕……


那一道辙痕正在延伸,而且将无穷尽地延伸。

李大钊连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大造舆论,指出:“所以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陈独秀也同时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大声疾呼:“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政党,才有改造政治底希望。我以为共产党底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在理论上,自然要好过基础建筑在有产阶级上面用金力造成的政党。”

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和北京共产党小组相继成立后,全国各地群起响应——

从1920年秋到1921年春,全国及海外先后成立了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旅日、旅法等8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各地早期党组织的相继成立,为正式成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份党内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也应运而生,在黑暗的中国,第一次树起了“共产党”的旗帜,第一次喊出了“共产党万岁”的战斗口号。


然而,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当1920年2月的那辆骡车还在人们的思路上继续行进时,谁也没有想到,同样的一辆骡车竟会出现在李大钊最后的岁月之中:1927年李大钊被反动军阀绞杀,1933年,北平地下党组织为他举行了公祭,送葬队伍的最前面擎举着一副巨大的挽联,上联是“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下联是“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横批是“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就在公祭后准备下葬时,一辆匆匆驶来的骡车出现在了送葬的七百多人的各界人士面前。这辆骡车进入墓地后,赶车人拉开布帘,从车上抬下了一块石碑,碑上刻着“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

这是李大钊一生中的“最后一辆骡车”。但在中国革命的征途上,却没有“最后”,也不可能有“最后”。共产党人的一生可以是短暂的,但把无数个共产党人的短暂的一生连接起来、延续下去,就是长长的征途上的长长的辙痕。

车辚辚、马萧萧,将永远应验着、印证着中国共产党人最最坚定的信念:信仰,永远在路上。

(本版连环画作者罗希贤,选自文汇出版《画说中共“一大”》。本专栏内容将在上海新闻广播调频93.4、中波990,18:50的 《今晚故事》中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