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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己欲抑己恶 旧兼新尽臣才

作者:赵彩花         发布时间:2016-5-28 9:33:11         人气:423次

                             汉文帝治国之道:

                     克己欲抑己恶 旧兼新尽臣才

                                    赵彩花

“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文帝时期更是备受称颂,司马迁曾描绘这一时期的人民生活:“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社会安宁,政治清简,人民安乐,生活幸福,俨然一幅桃源盛世图。它的产生,司马迁认为源于汉文帝本人“德至盛也”、“岂不仁哉”,是文帝的仁德落实到具体政事而孵化出清明祥和的治世。

克己欲以厚天下

史料记载,历史上的仁君汉文帝有诸多嗜好。他好游猎,有一段时期“日日射猎,击兔伐狐”,以至于“一日再三出”,贾山曾为此切谏;他也好驰骋寻求刺激:“文帝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袁盎骑,并车揽辔。上曰:‘将军怯邪?’盎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圣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骋六騑,驰下峻山,如有马惊车败,陛下纵自轻,柰高庙、太后何?’上乃止。”袁盎一席帝王安危关系到国家社稷安定的话,让文帝放弃了个人嗜好,虚心改正。后来有人献千里马 ,文帝“于是还马,与道里费,而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并命令“省厩马以赋县传”,减省御马以供给普通邮递。由此可见,贾山、袁盎的进谏不仅当时为汉文帝采纳,而且此后为他自觉运用,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嗜好之间,国家利益至高无上。

不但能克己以从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汉文帝能抑己恶——控制一己之羞怒等负性情感——以从善。如过中渭桥惊舆马事件,廷尉张释之断为“一人犯跸,当罚金”,而因受惊吓而恼怒不已的汉文帝认为处罚过轻,为之大怒,但当张释之以法为准绳力争后,“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良久”二字凸显出文帝内心“私我”与“公法”斗争的程度,最终他却能去掉帝王的尊严而遵从国法,承认张释之裁断正确。文帝可谓是以其仁善推及百姓的仁君,他真正履践了儒家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的处事信条,以“仁”立身,以“仁”治民,以此为社会日臻于和谐打下坚实的基础。

 旧兼新以尽臣才

汉文帝做代王时,与长安诸大臣并无太多瓜葛,所以遽然被选中继承帝位,惊疑交加的汉文帝登位伊始,亲信从代地带来的宋昌、张武等:“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宋昌领南北军直接保证了京城与皇宫外围的安全,张武为郎中令则使宫殿内的安全有保障。但是文帝作为一代贤君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以私心治国,最初的倚重并没有成为一种用人倾向,宋昌、张武后来没有成为权臣,而是各尽其才而已。

文帝朝除随文帝从代地来的大臣外,不可忽视的势力是高祖刘邦的一批老臣。就当时的情势而论,陈平、周勃等高祖旧臣阅历多、资历长,身居要位,德高望重,为国家的稳定与前途计,非重用不可,所以“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周勃、陈平、灌婴、张苍先后被文帝任用为相。后来,张苍因推算律历失准和荐人失察而免相,文帝曾想改革用军功臣的用人制度,《史记》载:

张苍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窦广国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广国贤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时大臣又皆多死,余见无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为丞相。

但“念久之不可”,仍然用高帝时以勇健材力见长的申屠嘉为丞相。除此之外,如任季布为河东守,栾布为将军,陆贾出使南越再建功勋,召田叔咨询天下贤人,复孟舒为云中守,可见文帝对高祖刘邦旧臣都能量才任用,人尽其才。

但汉文帝又不止于此。他登基的第一年(前179年),召贾谊为博士,第二年初,下诏举荐贤良方正能言极谏者,颍阴侯随骑贾山上《至言》,博士贾谊上《积贮疏》,由此开始,汉文帝或通过举贤良征辟,或直接咨询,或间接考察,起用了一大批新人。如贾谊由博士一年中升迁为太中大夫;晁错由太常掌故,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再迁为博士,后拜为太子家令,后又因对策高第迁为中大夫;张释之由谒者迁仆射、再拜公车令,由于弹劾太子、梁王不下司马门,“文帝由是奇之,拜为中大夫”,“顷之,至中郎将”,“其后,拜释之为廷尉”;冯唐因论将有味,文帝令他持节云中复魏尚之职,“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

文帝起用的这些人,其言行或职任对文帝朝政治、经济、边防、军事可谓有巨大的影响。

班固《汉书·刑法志》言:“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是对汉文帝朝刑法罕用的总结,同时于其中,我们更可见到文帝根据时代社会的特点,用人以旧兼新的特质。老臣“少文多质”以持重,稳定社会,致使吏治宽厚,与民休息;新人锐意革新,明镜高悬,文帝兼两者而参之,取于时可用者有条不紊地先后采用,使大臣人尽其言,各尽其才。

 怀与安以置诸侯

汉文帝常被认为在对待诸侯问题上至少错误有二:一是骄纵淮南王长、吴王濞等诸侯王,二是不能完全采纳和贯彻贾谊、晁错等人削藩的建议。其实这些都是不能体察文帝所处具体时代的浮泛之论。

汉文帝在位之时,正值匈奴强盛,假如文帝真对诸侯大动手脚,内忧与外困必然使国家风雨飘摇,所以匈奴问题使文帝必然只能怀柔诸侯。加之,文帝时高帝刘邦的老臣健在者不少,从文帝的一则诏书便可看出:“列侯从高帝入蜀汉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户,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阳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户,卫尉足等十人四百户。”至于如陈平、周勃、灌婴、夏侯婴、陆贾等人更是身居重位且足智多谋。正是他们的合谋使吕后的阴谋不能得逞,同时也是他们使文帝得以由一偏藩诸侯成为九五之尊的皇帝,如何使这些人不至僭越也是文帝需要思考的问题。比如周勃因拥帝登位功高而被封为万户侯,身居宰相之位,“朝罢趋出,意得甚”,因功高而得意之极的人难免会行为出轨,汉文帝需要用诸侯来制衡这些势力强大的高帝旧臣。更有,当年高后死而吕产、吕禄之所以不敢立刻施行逆谋,也是因为内惧高帝老臣,外惧山东诸侯势力。如此多的理由,文帝怎么可能骤然一味削藩呢?

与此同时,汉文帝也积极着手国内防御和削弱诸侯强国的部署。前元12年,贾谊上疏:“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其势不可久。臣之愚计,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起于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揵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亡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建议文帝封亲子到梁、代等天下要害之地并扩大他们的领地,文帝听从了这一建议。在吴楚七国反时,这一部署发挥了关键作用,梁国成功地遏制了七国军队的前进。

“福由德兴”,汉文帝以他的仁德修身、治民、理诸侯和安四境,造就了人民之福、国家社稷之福,同时他本人由此赢得了千古赞颂,所以也成就了自身之福。“德者得也”,仁德使人得幸福国兴旺。同时,从汉文帝的具体实践,可见施政者的仁德人格对国家政治的有利影响,并且,仁德并不是懦弱无力,毫无原则,恰恰相反,仁德是指最恰切解决问题的“度”,它是事物达到最高和谐的手段和途径,汉文帝旧兼新以尽臣才,怀与安以置诸侯的成功治国经验,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为广州韶关学院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