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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忠后人仅1人留在天津

作者:赵佳月         发布时间:2015-8-31 20:47:49         人气:1141次

                     张自忠后人仅1人留在天津 

            2014年2月22日  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赵佳月


  1956年张家的5位兄弟在上海与母亲(前排中)合影,前排右为大哥张庆宜,后排右为老四张纪祖(受访者供图)

       2012年天津张自忠铜像下,七兄弟再次聚首(受访者供图)

       原标题:民国兄弟

作为抗日名将张自忠之后,他们被历史洪流裹挟,转弯再转弯。去留之间、左右之间,七兄弟命运分野,走向各自的人生轨迹。他们映照着历史,历史也塑造了他们。

2012年8月10日,张自忠诞辰121周年前日,张庆宜和6个弟弟团聚在天津。两年前,天津市政府在张自忠路与泰安道交界竖起了张自忠铜像,七兄弟在爷爷的铜像下合了影。他们中,只有张庆宜长居天津,其余,三个在美国,两个在上海,一个在成都。

这是四十多年后兄弟7人第二次团聚。1956年暑假,父亲身体不好,在外求学的7兄弟也都回了家。此后各自离散,越走越远。

从大洋彼岸回来的兄弟行色匆匆,在爷爷上学、参军和当过市长的城市里,兄弟们合计着是不是该吃顿“狗不理”,最后还是觉得太贵,就近找了家餐馆吃饭,在一家记不清名字的小宾馆里住了3天。

位于成都道的张自忠故居早就与他们没了关系。那里入驻的“大岛60号会馆”,一度被人讽刺地理解为:抗日名将的故居成了日本会馆。张庆宜来回相关部门跑了多次后,确认只是一家本地公司,才算放了心。

“变化都很大,但还是能一眼认出来。妯娌之间也都认识。”张庆宜知道,多年来,兄弟间是有嫌隙的。前几年他在台湾国史馆发表了几篇关于爷爷的文章,才得到兄弟的认同。“之前他们对我是有看法的。”四川省政协的老六乘势牵线,促成了四十多年后的重聚。

老四张纪祖头发花白,面色严肃,他清楚这样的聚会以后不会再有了。出国归来6年,能算准时差给国外的哥哥弟弟打电话,“见个面就没那么容易了”。

聚会中,张庆宜没有多说话,“从爷爷去世后,政治、经济和亲情的纠葛太多,各自经历差异也太大。他们对我认同了,还大老远来看我一趟,我也算满足了。”

    隐忍与愤青

天津一处早年的政府公房里,张庆宜已经住了三十多年。80多岁,却不惧怕爬六层楼梯。白天里,房间的窗帘是拉着的,昏暗的光线让说话声变得格外安静。

看起来年轻几岁的老伴,保持着六七十年代的打扮:淡青色上衣,不留一丝刘海的短发往后拢起,一副带线的眼镜从后脑勺箍住,那是“文革”时代的标志性发型。从医院妇产科岗位退休的老伴患有老年痴呆症,“常常把屋子打扫了一遍又一遍,还以为没有打扫过”。

张庆宜聊天的时候,老伴在一边静静听着,听到敏感处会提醒他,适当时候会喊停。

老伴泡好茶水递上来,把张庆宜的茶杯弄错了。张庆宜的病是糖尿病和高血压,记忆力却很好。

惟一的女儿长期在国外,家中雇阿姨做饭,女婿家亲戚偶尔会来照顾,多数时候,得靠老两口相互搀扶着行事。“工作时常去国外,女儿出去了,反倒不想去了。”

上了年岁,张庆宜并不孤单。他精通电脑,与年轻人道别不忘加句:“email联系!”工科背景让他置身于国内最早接触计算机的人群。现在,不再是为了国家的工业信息化,而是为了搜索尽可能多的张自忠抗战资料。

1992年从天津经贸委技术改造部门退休后,张庆宜开始潜心研究与祖父相关的各种史实。他读到台湾版张自忠传,多有不满之处,希望通过台办与对方取得联系。“台办给了我一张条,一直压在我的玻璃板底下。”他根据纸条上的邮件地址联系,“怎么也发不过去。只好让国外的女儿发,一发就过去了。”

最初对方态度并不好,直到他发了自创的古体诗《宜城祭》,“因为我过去古文学得还可以。”他殉国于宜城,“庆宜”两字,张自忠在中原大战后的练兵场上脱口而出。张庆宜总觉得自己的名字与宜城有联系:“像是他冥冥中知道有此一战。”他在诗中写道:“苍天不解赐名训,泪干我知庆宜城。”

张庆宜把诗寄到台湾国史馆,第二期《国史馆馆讯》就登了出来。此后连续发了他4篇文章。这成为张庆宜最得意的学术成就。

老两口偶尔会到离家不远的餐馆吃饭。张庆宜在公共场合说起话来,依旧保持着在家时慢条斯理的语调。

走出餐厅,暗夜里霓虹闪烁,一群年轻人张扬地笑着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转过身向胡同的暗处默默走去。

要托人去探望大哥,张纪祖视为大事。几次三番打电话,思前想后捎去一盒人参。虽然努力紧跟时代,对津沪两地的高铁之快还是讶异不已。

回国6年,重新住到二十多年前一家人在上海住过的小楼里,虽然只能住在楼顶加盖的一层内。这年夏天太热,空调不得不24小时开着,夏天过后,张纪祖骨头酸痛得厉害。张庆宜也是从这里离开的,他在天津回想起上海的房子:“现在那里楼下成了居委会。”

这座楼挨着华山医院高干病房大楼,不久后另一栋高干大楼将在他们家阳台前竖起来:“这已经是一线天的阳光了,以后连这一线天都没有了。”这让张纪祖和老伴都有些焦虑,他们希望有办法制止。

二哥张庆安到华山医院看病时,顺路会到张纪祖住处坐坐,喝茶聊天。“他是局级干部,退休后看病高干待遇。”80岁的张庆安从钢铁厂退休后就做起了与钢铁相关生意,至今不停歇,“停不下来,忙着赚钱,电话不断。”

案头放着一本《炎黄春秋》,张纪祖密切关注里边的文章“有没有说真话”。他最近看到一本《蒋介石后传》,有些兴奋:“那本书说的都是真话。”

戴着老花镜,身材是七兄弟中最魁梧的一个,张纪祖坐下来给老兵写信:“寄些钱过去,虽然也不是什么富人家,几百块钱表个心。”写完,从眼镜背后望出来,询问日期,然后拿出刚找人刻的印章,哈一口气盖下去。

但凡与祖父相关的活动,张纪祖都会作为七兄弟的代表参加。2010年,张自忠逝世70周年,他被请到重庆参加纪念活动,同去的还有他的姑姑、张自忠女儿张廉云。

张纪祖熟练拼读出AK-47发明者名字时,卡拉什尼科夫还未去世。讲完AK-47的历史,他叹道:“这些你在马路上随便找个我这么大的老头问问,肯定没人知道。”

有朋友要去美国学法律找他咨询,他说:“坏透了。学个计算机、航空、物理、化学……哪个不好?学法律格格不入的,学的那套都对,可是回来哪行得通啊?法律、哲学、新闻都很危险,其他都可以学。”

2011年张纪祖夫妇跟着旅游团去了趟台湾,专程去了忠烈祠。“国民党给我爷爷修了一尊铜像,从辛亥革命开始,只有18尊铜像,我爷爷是其中一个。”

两年过去,张纪祖依然沉浸在台湾之行中:“那是个和谐社会,人与人之间少有仇恨和警惕心。阶级斗争,你死我活,都没有。大陆幸亏改革开放,没改革开放,差一点全民无常识。你看现在银行三十多岁职员写的字,跟狗爬的一样。”

张纪祖在忠烈祠留下通讯地址,这让张灵甫的儿子在上海找到他。此后石觉的儿子也来探访,张纪祖在民国后人群体中找到些许归属感,也时常出席他们的活动,有商业的,也有简单聚会。“反正闲着也闲着,出去走走看看挺好的。至少社会比以前自由,生活也改善了。”

   战乱与荣耀

张庆宜出生的时候,张自忠的军队整编成29军。他从出生后就跟着祖父的军队走。“长春抗战那会我们到了北京。后来爷爷训练都在北京,我们一直跟着他住。他已经是师长,家属都跟着他。”

在北京府右街旁的一所幼稚园上学,“现在国务院门口往前一点,快到北大第四医院。”退休后张庆宜还常去看看,“开始还有,现在大概都拆了。”

张庆宜记得祖父就任天津市长的日子:1936年6月18日。全家跟着搬到天津。“我们到天津,来不及盖房子,正好有个商人盖好了房子要租出去,祖父要来当市长,天津商会说要把房子送给他。祖父拒绝了,他们去问宋先生(宋哲元),宋先生说买。于是花6万大洋买了下来。”

天津的生活是显赫的。张庆宜记起小时候在大院里骑的自行车,“4个轱辘的。现在看上去很简单。那个时候是从日本进口的。”家人只允许张庆宜在院子里玩耍。

房子的前一排住着保卫人员,后面是厨房,还有专门请来种菜、打扫院子的人。“祖父要在家里面开个会,进出就都是汽车。祖父有两辆汽车,一辆是上班的,天津市001号,警察看见都要敬礼。可是那个汽车啊,爷爷谁也不让坐,再大的事情也不行。他还有一辆自己买的旧福特,那辆汽车家里人是可以坐的。”

有一个专门的会议厅是张自忠开会的地方,他常在那儿。“大楼的一层基本上是爷爷和奶奶的卧室、会客厅,还有一个小的卧室。二层楼以上是我们住。爷爷对家里面要求严格极了。家里不允许骂人,尤其不能骂保姆阿姨这些帮着做事的。他们也不允许喊少爷、小姐,喊我父亲二先生。天津的传统,不叫大先生叫二先生。”

到天津后,奶奶发现得了子宫癌。“这也是抗战爆发后,我们一直没到内地的原因。当时能够治疗子宫癌的地方,整个亚洲只有上海雷锭医院,可以做放射治疗。”

为了躲避战乱,张自忠多次催促家人去香港,“可是香港没有雷锭医院。那会子宫癌唯一盼望有可能治好的,就只有放射治疗。也不敢手术,医疗条件和水平都比较差。所以只能去上海。”

两年后,张家迁移到了上海,最初住在29军办事处买的房子里。此后在上海经历了四五次搬家。张庆宜和老二张庆安、老三张庆隆开始在上海上小学。“老三上了一年级,念英文念晕乎了。母亲说,你回来吧,别念了。”那时没人能想到,老三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去美国的。

学校是位于霞飞路尽头的一所法国教会学校,一年级学英文,三年级加学法文,到了五年级,日本人来了,又加学日文。

到了上海,奶奶住进了广慈医院(上海瑞金医院前身)。“奶奶住的地方很宽敞,头等病房。戴白帽子的护理人员是个法国嬷嬷,住的那个地方小男孩不让去。”礼拜天,不到10岁的孩子们帮着奶奶把医院发的西式餐点偷偷吃了,吃完再把家里做的中餐送给奶奶吃。

老四张纪祖是1940年祖父在宜城阵亡后不久降生的,故名“纪祖”。

“爷爷去世时,奶奶已经子宫癌末期了。”死讯是在奶奶昏迷中告诉她的,“事先没敢告诉她。”奶奶去世后不久,珍珠港战役打响,租界也不再安全。

全家人悄悄上了火车,准备去西安避战。火车开到徐州附近就开不了了,一家子下车坐人力拉的棑子车,“穿个胶皮带,两个车轱辘,前面的人用肩膀扛着胶皮带拉。”跟随着从农村里一路逃难的人群,走一段,坐一段棑子车往西北赶,先跑到洛阳,再跑到西安。

前后走了几个月,走走停停,“到一个地方休息一下,找熟人呐,还要通关,过封锁线。从洛阳再坐火车到西安,中间过临潼,日本机枪还在扫射。当时叫闯关车,都是铁闷子车。”

带着张家四兄弟的,除了父母,还有一位张自忠先前的警卫,“他是到了西安以后才有枪的,那是冯治安来的时候留给他的。”

在西安停留一年多,1943年西安吃紧,全家再度被战火赶着往成都走。“那时候就有汽车了。自己买的一辆大汽车,一辆小汽车,在西安买车,开到成都,再把车卖掉,听说懂投资的话还能赚点钱,越往内地车就越紧张。”在成都,老六出生,取名“庆成”。

抗战胜利,全家离开成都前,先去了重庆。蒋介石在那里为张自忠举行国葬。“去重庆,是去为爷爷上坟。”

回家的路,一家人分了两路:老三、老四跟着父母从重庆飞回北平,“坐的是美国空军‘空中霸王号’”;老大、老二跟着姑姑和宋哲元的女儿,随冯玉祥坐船回上海。

“冯玉祥给了我们4张票,他说我们要念书,得早点回去。女的都有床位,男孩就睡在冯玉祥的舱门口,晚上把铺盖卷打开就睡,一早冯玉祥把我们踢醒。同船的还有李济深、徐悲鸿……他们都和我姑姑一样睡大间。白天我们就到姑姑那去,在船仓里,吃饭也跟他们一起。”

1945年六七月的夜晚,江面吹来的风还带着凉意。

   国与家的十字路口

在北京住了不出两年,1948年傅作义召集大家开会,说“共产党要来北平了,我们要走了”。

这一家老小本是要去台湾的,“偏偏父亲身体不好,一时去不了。我妈想跟着国民政府的人走,我爸安慰说,日本人占领上海时候,我们到重庆也是随便去,内战都是自己人,我们要是生活不好再去台湾也很容易。”

祖父留给张家的财产,是分布于北京、天津的几处房产,“在解放后的公私合营中大多变成了公家的”。在天津,除了当年住的、如今变成会所的院子,还有两处小房子,“其中一处是祖父买给庆宜的。北京府右街的房子就大得去了。”张纪祖怀念那些散落在各处的大房子。

团聚后的张家人口众多,之前29军买下的房子早被变卖,不得不在上海重置一套公寓。在这栋公寓楼里,住着东京大审判的法官梅汝璈,唱昆曲的俞振飞等名人。

买房后,张家为了供家中几个孩子上学,不得不将祖父在天津以张庆宜名字买的房子卖了。

张庆宜问母亲卖了多少钱,母亲没有告诉他。“兄弟7人,父母,还有舅母跟着我们,再请一个保姆,大概有25年,卖楼那些钱成为这些人生活费的主要支撑。”

起初张庆宜和老二跟着祖父的弟弟住。张庆宜成为上海学生自治会主席。“地下党要干活,游行、罢课,没人带头就找我。其实那时我也不是党员,我的身份共产党也不敢要,国民党也不敢要我,他们已经兵败如山倒。”

游行主要是反内战,“实际上我都没有主意,都是地下党的主意。他们说我做了,可以给离休待遇。去学校了解,说没这回事。后来地下党支部开会,上海市委研究,他们说张庆宜应该离休,市委的名单有我名字。”

已经不回家住的大哥,在其他几兄弟眼中被看成“与家中划清了界限,从事地下党工作”。张庆宜与兄弟间的误会和龃龉也由此加深。

到上海解放前夕,张庆宜感受到的是“复杂”:“身边的朋友是地下党,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没钱了,我把母亲留给我以防万一的镯子给了他。他当时是国民党的一个军长,跟我祖父关系还不错。”

解放初期,天津围城已久,中共第一任天津市市长黄敬写了张名单,让人到天津城内几户人家看看是否还有粮吃,还给他们拉去了粮食。“这名单里就有我家,他以为我家还在天津。”解放后,上海、北京和天津的张自忠路没有变动,“那一代领导对祖父是相当尊重的。”

一度,父亲还当上了上海市的区政协委员,“能领50块钱,那会50块钱相当多了!”而张庆宜在解放后也当了上海市学联副主席。“陈毅亲自接见我们,团委书记教我们见了陈毅要说什么,让我说要助学金。”陈毅听了,问:“广播电台有人么?给他个时间,让他号召向困难学生捐赠助学金。”张庆宜就到广播台的“大玻璃罩子”里念了10分钟稿子,向全市广播捐助学金。

张庆宜1951年到团委工作后才正式入了党。

高中毕业那年,组织让他考沪江大学政治系。“我想着念政治系太没劲,都是些老一套,环境不同了,但新东西还没来,还没开始院系调整,将来不等于白念了么?”碰巧团委有人离开,给张庆宜留了个缺。“不然就是不服从组织分配,就严重了。我就是在去团委时候入党的。”

   离散与分歧

张家的家道开始中落。父亲开的厂很快就没有了。“他原想办个工厂能养家,实际上都白糟蹋了。织布梭子厂和羽毛球厂,他办了两个,都没办成。他人太好,总认为每个人都是好人,刚从学校毕业在军队里管财务,人家一说怎么困难,要多少钱,他就给人家多少钱。虽然从战乱里过来,但其实一直不懂做企业这些事。”

张纪祖不这么认为,“羽毛球厂、梭子厂和房子都被公私合营了。到59年家里没几个钱了。60年代就穷了。”

公私合营后,父亲没班可上了,每个月就拿定息,作为收走工厂的回报,一年发5%,7年后就不发了,那时工厂是国家的了。“定息后来就被说成剥削,虽然只拿几十块钱,也送了个资本家的名头。”

张庆宜是在“反右”时与家里“划清界限”的。

他当时是钢铁学院党总支副书记,管理10个学生支部。在他管辖的10个支部中,有两名“右派”选不出来。“他们问了我多次,我挨个数给他们听,看发言记录,我说人家没有反党,没有反社会主义,我怎么给人家套右派帽子?”结果张庆宜自己被扣上“右倾”的帽子。

他被发配回班里边念书边劳动,大炼钢铁。1958年又被揪出来。“他们在反右中查出我爷爷给我买了一栋房子,还以我的名字买了股票。实际我从来没管过,根本不知道这事。”张庆宜因此被开除党籍,划为“右派”。

“划清界限,一是怕连累家里,自己也解脱了。不说我有财产么?现在划清界限,从此不再有经济上来往。”

50年代末60年代初,老二、老三、老四、老五出门上大学。“到了六弟,家里面就供不起了,跟老六商量,不念高中念中技校,他就去了汽轮机学校,分到上海汽轮机厂。再后来分到绵阳三线工厂。”从此老六就留在四川,加入民革,“他会张罗,现在是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了。”

1963年,老四张纪祖也从南京大学工学院(现东南大学)机械专业毕业,进入研究所工作,“环境越来越差,也没什么人真正上班,也没人管。”

“文革”开始时,张庆宜已被开除党籍,也难免被批斗。他被统一分配到唐山,在科研小组中管7个人。“我觉得有点窝囊,我这小组长跟着厂长一起挨批斗。后来喝了点酒就闹得半身不遂,然后就到天津养着。”等到“文革”势如破竹时,“我基本上没什么事,他们就把我忘记了。一直到整党,他们想起我来,说这人怎么还在那。”

调到天津,是张庆宜的意外之喜。“天津钢厂,有个造反派,当革委会副主任,是唐山矿业学院毕业的。她丈夫是唐山市写作班子组长。写作班子那会在革委会底下相当管事。她有个小孩,想调回唐山。当时调回唐山只有一个条件,找人兑换。我正在天津养病,钢铁学院的同学找到我家来问我,愿意回天津么?我当然说愿意。”张庆宜鬼使神差般回到曾经有过显赫生活的天津,虽然已经物是人非,却仍觉幸运。

上海的6个弟弟,此时正背负着祖父是“军阀头子”的骂名,都变成了“走资派”,一家子“低头不说话,说批斗就批斗,让干啥就干啥”。

他到北京探望时任积水潭医院党总支副书记的姑姑,“她1946年就加入了地下党,不与家中往来了。”

他看到姑姑被剃了“阴阳头”,“一边黑一边白,叫她推车子,她哪推得动,个子矮小,她说:老四啊,推一车子土上坡,真是推不动。我说:姑啊,乡下大姐推了一辈子,十五六岁就推,他们怎么推得动啊?他们也推不动!”

“文革”一起,留在大陆的国民党将领之间也不敢再有联系。“傅作义与我们家一向关系很好,也没再联系。他死得早,不然我们家也不会这么困难。”

1968年,父亲张廉珍去世。“他本来就有高血压,那段时间心情不愉快,被批被斗,就因为是资本家,多了几套房子,多了两个厂。”

独在天津钢厂做技术员的张庆宜,一直到“文革”后,才与上海的家人恢复了往来。改革开放一来,技术人员成了香馍馍,他被调到天津市经贸委,管技术改造。“当时我的权力很大啊,管市里面技术改造,钱都从我们这里走。”也是在这时,他接触了电脑。这份工作一直伴他到安静地退休。

张庆宜时来运转的时候,1980年,上海的四兄弟先后走出国门。“连英语都没学。老五学的是俄文,到美国才憋出来。老三有招数,老七中技校刚毕业就出去了。”到张纪祖去美国时,已经是1987年了。

   异乡与故乡

到美国的四兄弟,老三成了克利夫兰大学终身教授,老五在纽约也是终身教授,老七开了家饭店当老板,老四则成了超市老板。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一个都没出去。现在三哥最好,在美国宇航局下面,还带4个美国空军研究生。他在国内时,在酒精厂做工人,不被重用。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贵州师范学院,他最能念书。1979年中美建交,1980年就出国读研究生去了,学的是数学。老五是上海师范学院念的数学系,在纽约也教数学。”

不幸的是,前些年老三的三女儿在美国被人枪杀了,“好像是因为男女朋友的问题。”

张纪祖想在美国长期待下来,但妻子听不懂英文,“天天跟中国人混,广东话都学会了。”在美国,夫妇两苦恼、愤怒,闷得慌:“美国有美国的事,中国有中国的事。现在不一样了,从前谁回来?打死也不会回来的。”

在美国20年间,张纪祖很少回国。“回来就一两个礼拜。我回来倒不是看儿子,是看牙。美国看牙贵得很,我买飞机票回来看个牙,再回去也比那边便宜得多。”

虽说兄弟4个在美国,却很少见面。“在美国以谋生为主,就是赚钱,政治什么都很遥远。业务上事太多了,一不小心就没饭吃。”美国生活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

老两口回国,更重要的是儿子不愿意出去。张纪祖给儿子办签证让他出去,“他不出去。他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工作,赚的钱很多。他几个同学到美国去了也平平,现在他更不愿出去了。我就这一个儿子。我儿子长得很好看,爷爷基因好。”

儿子在上海买房子,两百多万一下子就付完了,现在已涨到四百多万。“美国人哪里付得起啊!我们在哥伦布市的房子很便宜,十来万,也很大。十几年后卖掉,涨了1%。到中国这房价,一般美国人都买不起。还要雇阿姨,一个看孩子,一个打扫卫生。美国怎么用得起哦!”

2007年张纪祖携妻子回国,“回来后心里就没负担了,退休了,不用挣钱忙活了。儿子买了房,工作也挺好。要是儿子去美国,我就不回来了。”

回到国内,又开始怀念对岸。“美国生活方便,中国高速公路开车迷路,上厕所要好久。现在中国的人工快赶上美国了。你看我们家阿姨打扫卫生,一小时25块,美国最低工资就6美元,差不多就赶上了。我这屋子新造一年都不到,贴瓷砖,400块钱一个人,就80美元,也赶上美国公司了。哪有这种道理哦。通货膨胀太厉害。”

说起尚在美国的3个兄弟,张纪祖嘴里就蹦出了英文,还饶有兴致地拼写起来。他在电话里跟人争执沃尔玛的读音,“中国人再见说bye bye,这是50年代美国人说的,都改革了,美国人就一个字:bye。所以语言也在变,社会都在变,每天的社会都变得与从前不一样。”

回来后,“美国人还寄钱给我们,养我们呢。我们还是中国国籍,在美国交税满一定额度,就会有养老金。”

老二在国内的生意做大了,成了七兄弟中名副其实的“资本家”。连原本在美国的儿子也回来了,帮他一起打理生意。“包个工程7000万。美国哪里赚得到那么多钱啊,十来万美金已经算很不错的了。现在赚大钱根本不要到外国去,中国才是淘金地,有背景的和脑子好使的,都能赚到钱。”

“我们观念差不多,除了大哥,大哥是主流思想。”但几兄弟都承认,受苦最多的也是老大。

张纪祖解放后第一次去重庆北碚祖父的墓地,是“文革”出差时,后来每次去都扩大一点。

“85年大一点,95年又大一点,现在又大了。但还是没恢复原样,原来是44亩,现在是38亩,还有两个水塘,有4个鸭子。”张纪祖看到鸭子,说要花一两千块钱再买十来只,守墓的人告诉他,不行,鸭子本来有二三十个呢,都让附近农民给吃了,就这4只不想出去,其他都跑出去被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