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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谁在背后捅刀子

作者:齐岳峰         发布时间:2015-7-27 10:12:18         人气:1073次

                    抗战爆发后谁在背后捅刀子


     幕后黑手

   据抗战史学家经盛鸿等人的研究,“七七”卢沟桥事变前,中国军队已经丧失最佳布防时机。虽然当时的中国军队指挥官宋哲元意识到北平南大门南苑的重要性,但部队尚未展开。赵登禹所率29军132师受命急赴南苑进驻,但主力尚在涿州。

   虽然如此,以中方战场指挥官赵登禹与佟麟阁等人的素养,日军想一举突入,并非易事。唯一让人心存隐忧的是中国军队中的学兵团——这些人严格来说还是青年学生,在战场上,他们就是中国军队的短板。

   战斗打响后,日军炮火直接泻向了学兵团防区。很快,日军突入阵地,双方展开白刃战,近千名学生与日军肉搏,很快倒在刺刀之下。中国军队的增援路线也被日军切断,增援部队全数殉国。

   战后多方证据显示,出卖情报的,是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潘毓桂。战前,日军找到他,并通过他将日军进攻信息透露给29军,原想吓退中国军队,未想在预定攻击地点遭遇拼死抵抗。

   潘毓桂担心自己把“传话”的事情办砸了,会遭到日军报复,便把29军军事会议上中方布防情况,送到了日军司令部。故有佟麟阁、赵登禹率部撤退至大红门被伏击殉国之事。

   “十分欢喜”

   当时,日方意识到中国民众“觉悟程度高、民族意识强烈”,必须“以华制华”。这就需要代理人。1937年7月底,华北各地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维持会”组织,但胃口变大的日军觉得,维持会已经不足以适应侵华战争的需要,建立统一的华北伪政权成为其必然选择。

   最初日军属意于曹锟、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四人中的一人,出任政府首脑。因这四人在华北军政界有较大的影响和潜势力,与南京国民政府又都无历史渊源。但曹锟直接拒绝了,靳云鹏说要“礼佛”,曹汝霖说老母年事已高,而吴佩孚出山组织政府的条件则是“日本退兵”。于是“二流政客”王克敏进入日军视线。此人曾留学日本,且三度出任直系军阀政府的财政总长。早在1935年华北危机之时,王克敏就已任伪“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要员。1937年,王克敏在家里接待了日军代表,对方称希望他能出任伪华北临时 政 府 主席,有史料记载称,王听后 “心中十分欢喜,一口答应”。不久,日方又说动董康、汤尔和、朱深、王揖唐、齐燮元等人下水。1937年12月14日,亦即日军攻陷南京的第二天,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挂牌成立。

   你争我抢

   在伪政府内,大小汉奸为了利益你争我抢。当时,王克敏拉了原北洋政客王揖唐下水,并想委任其为“内政部”总长。但王揖唐说,灾区要救济,应设置救济部,自己担任总长。 “救济部”总长可以借救灾之名中饱私囊,王克敏拒绝了这个要求,二人吵了起来。争执的结果是,在伪政府原拟设置的行政、治安、教育、司法四部之外设置一个赈济部。这在当时的全球“政府”中,恐怕也是罕见的部门架构。

   汉奸们不仅争位置,还争相对日方谄媚。 1940年,王揖唐就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他自称“外臣”,特意写了诗感谢日本天皇,而在给日本天皇的表文中,他用了一连串的“感激、感铭、感谢”之语,因得绰号“王三感”。

   日军侵华战争期间,汉奸们积极维持“治安”,还协助日方掠夺中国资源。王揖唐当政时期,伪政权与日本共同设立的 “日华经济委员会”,几乎控制了华北绝大多数行业产业。研究显示,该“委员会”掠夺的物资“取得了超出预算数量的成绩”。

   难逃一死

   1945年10月6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通知当时的军统局局长戴笠逮捕华北高级汉奸。当日,戴笠即在北平设下酒宴,邀请北平各路大汉奸赴宴。戒备森严的宴席上,戴笠宣读了逮捕名单,读到王克敏时,正在漱口的王克敏直接瘫在了沙发上,说:“这场祸是我惹出来的。 ”

   王克敏,王揖唐,以及伪天津市长潘毓桂、伪河北省长荣臻等50余人被当场逮捕。

   法院公审王揖唐时,他伪装生病,一句话也不说,眼睛也不曾睁开。然而,在1948年9月被枪决前,恐惧万分的王揖唐跪地大喊:“求蒋总统开恩啊! ”次月,王克敏在狱中趁狱警不注意,服毒自杀。潘毓桂则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直至1961年病死在狱中。 

                                             齐岳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