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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尽的天津“官银号”(之一)

作者:高伟         发布时间:2015-5-15 11:21:11         人气:1387次

                       说不尽的天津“官银号”(之一)

                                 作者:高伟

在天津提起官银号,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个一百多年前诞生的官办金融机构,在历史演变的进程中,已由一座建筑拓展到泛指一个地区,成为天津的地理标志之一和繁华、喧嚣的代名词。

一百多年来,围绕着官银号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题,从1902年4月1日在老城东北角北马路东头开门纳客,到1910年改组直隶省银行,到1927年底倒闭。再到1928年在原址旁成立河北省银行,直至天津解放后,原址改为中国人民银行东北角分理处,那座大楼和东北角地区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终在老城大规模平房改造中夷为平地。2003年,有关方面考虑到官银号在天津百姓心中的感情,决定在东北角地区复制一座官银号的景观建筑,重又燃起天津百姓对官银号的议论和关注,对于官银号,你知道些什么呢?

 一    官银号之谜

1.  庚子后,天津曾出现过两个官银号

   1900年7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城,天津遭受到惨绝人寰的杀戮和抢劫。为控制局面,联军统帅们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政府,对天津实施有效的军事管理。临时政府管理委员会7月30日宣布成立,由俄国的沃加克上校、英国的鲍维尔上校和日本的青木大佐等三人组成,同年11月,又增加法、美、德三国指挥官,扩大为6人委员会,并更名为“天津地区临时政府”,下设巡捕局、卫生局、库务司、司法部、公共工程局以及总秘书处和汉文秘书处。各机构为首者,除了巡捕局局长是一名英国军官外,其他都是具有专门资质和能力的专业人员,有的还是久居天津,对中国情况比较熟悉、能讲一口汉语的“中国通”。面对被他们抢掠一空的城厢地区, 面对亟待修复的残墙断壁,面对空无一文的财政,临时政府决定,参加临时政府的各国,每个国家垫款5000英镑,作为临时政府第一笔财政资金,保证临时政府的正常运转。并在7月30日第一次临时政府会议上决定向全体华人课税,要求天津的政府机构也要缴纳税款。可由谁来管理和收缴这些资金呢?经过一番争吵,决定由设在锅店街的“庆善银号”作为官银号,管理和收缴临时政府的这些资金。这就是天津出现的第一家官银号。

当时天津的私人银号接近300家之多,以山西票号为骨干,临时政府为什么找这样一个不起眼的银号呢?除了和临时政府一河之隔,距离临时政府较近的优势外,更重要的是庆善银号的东家叫张燕谋,是一个能力不强,不熟悉外交事务,很容易被临时政府左右的小官僚。

张燕谋,(1846年-1913年),字翼,直隶通州人。原为醇亲王奕譞的侍从。爱好收藏文物,曾向慈禧太后进献文物受到慈禧的嘉许。后历任江苏侯补道、直隶矿务督办、热河矿务督办、工部侍郎、开平矿务局总办、路矿大臣等职。1898年,奏请光绪皇帝开辟秦皇岛为商埠有功,随即参加筹建中兴煤矿公司。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期间,因不清楚国际谈判技巧,中了英国人的圈套,误把开平矿务局出卖给英国人,引起中英两国产权纠纷,打国际官司数年,最后虽然胜诉,然始终没有要回开滦矿产的产权。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八国联军开始登陆天津,为逃避战乱,张燕谋带领全家大小300余口,躲进英租界的家中,整日放养信鸽为乐。预谋抢夺开滦矿业已久的英国领事,听说张燕谋回到天津,和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定下计谋,遂指派英国驻军闯到张燕谋家中,以人口众多,可能与义和团有勾结为由进行检查,当发现张家养了一大群鸽子时,便以“用信鸽给北京通风报信”“泄露联军行动信息”的罪名,抓捕了张燕谋,关进了太古洋行一间废弃的厨房,以秘密处决相威胁。随后,德璀琳以好友身份去探监,告知张燕谋英军已占领了开滦矿业,要想保住矿山,必须找一家有英国背景的公司合作。焦急万分的张燕谋信以为真,就委托德璀琳去替自己求情,并代表自己去和英军谈判,德璀琳以不是产权人为借口,拿出预先拟好的委托书,诱惑张燕谋签字,全权委托德璀琳处理开滦矿产产权谈判。张燕谋在身陷囹圄、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签字把开滦矿产交给德璀琳全权处理,中了列强们的奸计。随后德璀琳将开滦矿产产权交给了他和美国人胡佛(后来的美国总统)注册的墨林公司,事实上,墨林公司是一家空壳公司,而开滦矿产当时的实际价值超过了600万两白银。得知开滦矿产的产权已到手,一周后,英军即将张燕谋释放出狱。出狱后的张燕谋对德璀琳千恩万谢,德璀琳又花言巧语欺骗张燕谋说,目前“只有英国才能注资和保护开滦矿业“,不谙文字游戏的张燕谋,以为中英合办就能保护开滦矿业,对德璀琳的诡计深信不疑,就这样又和墨林公司签了两份交接合同,把开滦矿产的产权拱手交给了英国人。后来,此事被袁世凯发现,大为震怒,急奏朝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龙旗事件“。后来,朝廷多次和英方交涉无果,又在严复的协助下赴伦敦打官司,最终也没要回开滦矿业的产权。此事,英国的《泰晤士报》等世界性大报纸接连报道数月之久,成为国际笑话。

英国人了解张燕谋,知道这时候他正有求于英方,对联军的要求定会言听计从,所以就指定了他家的庆善银号做为都统衙门的官银号,责令库务司拨专款维修被联军捣毁的银号门面。在临时政府发布的第十四号《告谕》中,把庆善银号设立为官银号的命令告谕天津的百姓:“为出示晓谕事:照得百货厘税并房铺各项捐输,现在一律开办。为此示仰郡津[津郡]城厢内外各街店铺、住户人等知悉,尔等如有物业,即应遵奉后开章程踊跃输将,开列清单,前往锅店街都统衙门官银号即庆善银号内投报,完纳银两,其银色项呈交行平白宝。至各项铺捐亦须遵章完纳,违则议罚。均自闰八月初一日开办,其各办遵(遵办)毋违 。        特示。“

1902年8月15日,袁世凯亲率直隶督府各部从都统衙门手中接过了天津地区的管辖权,翌年4月1日,经户部注册批准,袁世凯委派毛庆蕃创办了”北洋天津银号“,注册资本100万元,做为直隶省财政机关银行。行址定在老城东北角地区北马路的东头路南,津门百姓俗呼官银号。这已是庚子以来,天津地区开办的第二家官银号了。


2.关于东北角的转角大楼

前不久,和文史专家张诚先生谈起东北角的官银号大楼,那座雄伟的转角大楼是谁盖的呢?最初的用途是干什么的呢?百姓们传统的称呼就叫官银号大楼,可是紧靠大楼南侧的胡同却叫”常关街“,许多人和我一样不甚明白。张诚先生建议我从《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一书中,找找答案。利用元旦休息的几天,认真地阅读了这本书,这才发现,这座转角大楼原来是都统衙门为自己修建的办公大厦。因为临时政府在解散时,这座办公大厦还没有竣工,因此这座大楼还没有正式命名。后来的人们,则根据使用这座大楼的单位性质,分别称呼”常关楼“”常关局大楼“”官银号大楼“等。

都统衙门成立时,确定利用御河边上原直隶总督行辕作为办公地点。临时政府一号告谕中说:“清国官员全行奔逃,地方事务无由清理,兹各国公同酌议,拟暂行便法,遴派英、俄、日三国武员办理地方事务,所有地方事宜会同办理,暂将直督行台充作衙署,自本月初八日赴衙任事。”都统衙门成立后,下设司法处,巡捕局、库务司、财务处、卫生局、公共工程局、秘书处、汉文秘书处等部门,除库务司暂时在庆善银号办公外,其余各部都在总督行辕办公。由于冬季取暖使用铁炉,1901年1月31日不慎烤燃家具失火。时值三九严寒风大物燥,总督行辕所有房间都是木结构,再加之门前御河结冰封河取水不便,使衙门大火从凌晨一直烧到下午,共烧毁殿堂百余间。尽管都统衙门责成工程局“尽量按原貌修复”,然而完全按原样修复谈何容易,以至于以后的临时政府例行会议大都在私人宅邸举行。这时,为临时政府盖一座现代化的办公大楼开始被提上议事日程。1901年8月30日,在临时政府第191次 例行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命令公共工程局长拟定一份详细计划,在城区东北角为临时政府库务司及公共工程局修建一幢办公用房。”根据当时临时政府的财政情况,工程局尽量减少征地,以降低盖房成本。为此,公共工程局选中了三义庙周边的黄家潭等污水坑,铺一条管道将污水引入运河,然后用拆除城墙的土屑把坑填平夯实,形成官地备用。在9月9日召开的第195次临时政府例会上,批准了工程局的计划”在城区东北角修建一座办公用房,造价约为20000两。如果有意在今后扩充面积,建筑时要留有余量。”

公共工程局接到临时政府195次会议的指令后,马上意识到预留的那块官地太小,不能满足临时政府扩充的需要。随即向临时政府提出拆除三义庙,扩大官地面积的建议。这项建议很快得到临时政府的响应。在10月21日召开的临时政府212次例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公共工程局局长提出可以把三义庙拆掉,这样做既可以扩大临时政府公共建筑的面积,又可以获取一些有用的材料。责成汉文秘书根据此提议写出报告。”汉文秘书马上和工程局一道去现场实测土地,确定范围,为临时政府完成了这个报告,并在临时政府10月25日召开的214次例会上获得通过。“根据第 212次会议议案,汉文秘书就拆除三义庙问题写来报告。他声明老百姓对拆除此庙并无异议,但是因为需要拆除周围一些房屋,应该赔偿各华人房东共计125元,并且通知他们必须在15日内迁走。”因当时三义庙大殿被英国圣道堂借去当教堂,还需说服他们迁到营务处等地方去活动。三义庙被拆除后,整个老城的东北角就都成为官地,在转角处盖一座庞大的综合办公大楼,涵盖临时政府的所有功能,在地皮准备阶段就已经打下了雄伟的基础。

这座带钟楼的西式办公大楼从1901年底开始动工,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主体建筑,这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速度应该是够快的。1902年6月25日,在临时政府召开的第308次例会上, 又为这座办公大厦追加了安装自来水供水站的一部分资金:“公共工程局长在他第212 号报告中建议在临时政府新办公大厦中设立供水站,约耗资2000-2500两。此报告已批准。”值得大家关注的不是这几千两银子,而是最初不过是给库务司、工程局盖的办公用房变成了后来的办公大楼,而现在又变成了“办公大厦”,说明了临时政府要把这座办公大厦盖成天津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公共建筑。1902年8月1日,在临时政府召开的第323次例会上,通过了“公共工程局局长就正在建设中的政府办公楼以南铺筑一条短马路一事,向本委员会提交一份报告。此报告已批准。”这时距离临时政府解散还有半个月的时间,临时政府已经布置各个部门做好向中国政府交接的各项准备,新的办公大厦还没有竣工,公共工程局局长仍有条不紊地为这座大厦安排修筑防火通道的问题,足以表明公共工程局局长的职业操守和临时政府对这所建筑的高度重视。在临时政府向中国政府交接的项目中,还有一张支票,交给中国政府4.08万元,用以支付未完成的各项公共工程费用,其中标明有3700元是给政府办公大厦内安装铁器配件的费用。在这座西式的政府办公大厦竣工前夕,临时政府结束了他为期两年的统治。对这座办公大厦的处置和使用,包括官银号行屋的指定和常关局等机关的进驻,都是由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完成的。1903年4月1日,“北洋天津银号”在这座大楼北马路一侧成立,因为是官办的银号,百姓俗呼为官银号。两年后,又在官银号的东侧创办了”天津博济储蓄银号“,倡导民间储蓄之风,开民间理财先河,吸引大批的津门百姓前来开户,大大提升了官银号在民间的知名度。再有电车公司把东北角一站设为官银号站,使不明就里的人们认为东北角的大楼就是官银号。百姓们口口相传,使得官银号名声大震,人人皆知。而这座大楼东马路一侧据说被常关局等单位使用,大楼南边遗留的“常关街”给我们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


3.关于官银号的行屋

官银号自问世以来的百余年中,经历了太多的磨难,每一个朝代的更迭,都会波及到官银号的变迁。1906年,比国电灯电车公司成立后,开通的第一条电车线路就是白牌“围城转“,电车把东北角的车站起名叫官银号,人们去东北角地区就在官银号站下,久之,官银号代替了东北角的称谓,官银号三字便由一个机构的名字,演变成为一个地区的名字了。许多人在问,那历史上的官银号到底在什么地方,仅仅回答在东北角那座大楼是不够的。那么,官银号的行屋是哪里呢?钱币专家王宗发先生手中藏有一张1905年北洋天津银号(官银号)发行的纸币,纸币正面中间的图案是面额和发行行名称,右边是李鸿章的头像,左边就是银号的行屋照片。经和官银号大楼的历史照片比对,人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坐落在北马路一侧的一栋楼房与纸币上印制的官银号行屋相似度很高。杨耀增先生在《官银号前防火远望哨》一文也提出”真正的官银号行屋应该是北马路远望哨对面的第三座大楼“。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的宣益淐也发表了《天津官银号行屋考证》一文,明确地指出:《天津近代图志》和《天津通志.金融志》上刊登的官银号照片是东北角的街景,并非官银号的行屋,真正的官银号行屋应该是北马路一侧的三层楼房。也就是北洋天津银号纸币上印制的那栋楼。

                    北洋天津银号纸币上的官银号行屋

                          北马路东头的官银号行屋

1903年4月1日,北洋天津银号在这座大楼开业纳客,因为是官办的银号,可信度很高,各家商号纷纷到这里开设账户,一时,官银号门前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成为天津卫的一景。两年后,为广泛吸收社会游资,扩充官银号的资本,同时也为商务柜开办经营工商业的贷款、贴现和汇兑业务,官银号在其东侧附设门面,开办“博济储蓄银号”,兼营存款业务。为争取更多存款,制定了整存整付、整存零付、零存整付、零存零付等四种储存方式,并把最低利息提高到4厘。此外,还开办了求学、婚嫁、养老等专门存款,从1元起存,宣传“专为平民集资,可以维持风俗,保全良善”。因此,除社会私人存款外,大量公款存储也蜂拥于该号,其资本日益雄厚,成为天津各大票号与钱庄的龙头老大。博济储蓄银号也为天津金融业带来了清新之风,在天津开创了提倡储蓄、勤俭理财之风的先河。

北洋天津银号经营的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为袁世凯在天津推行“北洋新政”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1910年,北洋天津银号改组为直隶省总银行,民国后成为北洋军阀筹措军费的机构,博济储蓄银号也更名为“直隶博济储蓄银行”,此后,官银号开设走下坡路。直隶省银行虽然也发行了大量纸币,但票面上的李鸿章头像渐受到民国社会的抵制,1927年,直隶省银行在储户的挤兑中宣布倒闭。目前已知的教科书中都是这样描述的,然而,就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好像有一段空白,张诚先生每每提起这段历史,总是紧锁眉头:“1912年的“壬子兵变”,乱军在大胡同、北大关一带烧杀抢掠,专抢各大当铺、银号、商家,当时各报对兵变造成的损失都作了详尽的报道,唯独对官银号受损的报道是空白,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是乱军过其门而不入,还是官银号已改作它用,抑或是官银号行屋正在维修或有重兵把守……至今还没有找到确切的描述,只能说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谜。笔者在《天津大事记》中,也发现了一段涉及官银号原址十分含糊的文字:”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十八日, 商务印书馆天津分馆开幕,馆址设在河北大胡同,后迁至北马路官银号旧址。1913年3月该馆附设印刷局开业。“1906年1月,商务印书馆天津分馆开张大吉,馆址初设在河北大胡同,后来迁至北马路官银号旧址营业,什么时间迁到官银号旧址的没有说明,官银号搬到哪里去了也没有说明,这也算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又一个谜。按《天津大事记》上的文字排列,似乎在1913年前就完成了搬迁,历史果真如此,那”壬子事变“中没有官银号的报道似乎有了注脚。可是,又出现了新的谜,官银号为什么要迁,后面的历史还怎么写,一个谜得不到合理的解释,所有的谜只能还是谜。

1927年冬,直隶省银行发生挤兑风波而倒闭,翌年,国民政府把“直隶省银行”改组成立河北省银行,两年后,河北省政府迁到天津,在“直隶博济储蓄银行”旧址,重新修建了一座独立的河北省银行大楼,从原常关局大楼里分离出来。2002年,我曾采访过九序老人董铁生先生,他告诉我一个信息:直隶省银行倒闭后,因无钱遣散员工,老官银号行屋被员工和家属占领。经有司评估,作价八万元,因河北省银行不愿掏这八万元,结果在”直隶博济银行“的楼址盖的新楼。不知什么时候,这座大楼又把官银号行屋拆建扩充进来,天津解放后改为中国人民银行东北角分理处,后在老城大规模房改中拆除,踪迹皆无。看来,踪迹皆无的官银号仍还有许多未解之谜,真是说不尽的官银号呀。以上观点仅是一管之见,还望各位方家、各位学者、老师不吝赐教,以解迷惑。

                                                     (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