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津门故里

天津文学研究的现状与愿景

作者:罗海燕         发布时间:2014/9/29 11:23:13         人气:1739次

                    天津文学研究的现状与愿景

                                  罗海燕

要超越“津味文学”视界,将研究努力更多地转移到打造天津作家群上。实现由发现“津味小说”到界定“津味文学”向建构“津派”或“天津作家群体”的跨越。

摘要:天津文学研究随天津文学创作而产生。新世纪以来,天津文学研究成绩斐然,取得了四大标志成果,并实现了三大学术转向。但仍存有提升与开拓的空间,而要进一步推动其发展,则需要在天津作家群体建构,古近代文学文献整理,强化多元化观照视角及全面系统研究等方面继续努力。

天津文学创作历来兴盛,与之相伴随的评论与研究也经久不衰,经过数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天津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进展。检点这十馀年的研究成绩,天津文学研究已取得四大标志性成果,并且在研究趋势上实现了三个重要的学术转向。但是客观而言,天津文学研究同时也存有一些不足。与繁盛的文学创作实际相比,相关研究仍存有提升与开拓的空间。为推动文学研究良性发展,对以往研究进行梳理、总结与思考,并就此对未来发展趋势作一展望,无疑是当下一个绕不开的课题。

一、天津文学研究的四大标志性成果

天津文学研究伴随天津文学创作而产生。早期的研究主要散见于序跋、诗话、史传、方志及目录学著述中,如朱彝尊《忆雪楼诗集序》评天津诗人王瑛,查礼《铜鼓书堂词话》论津人词作,纪昀《滦阳消夏录》记津人孟文熺诗作,《大清畿辅先哲传》载王又朴生平,四库馆臣肯定查为仁笺证《绝妙好词》之功等。其中梅成栋《津门诗钞》采录诗作、传记诗人、附录诗话,最为典型。进入20世纪,天津文学研究被纳入现代学术研究视野。文献整理、诗人评论、作品研究等都渐次展开,并取得了骄人成绩,如滕云《小说审美谈》(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以较大篇幅论评天津作家作品,夏康达发表《蒋子龙创作论》(《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天津四作家新论》(《天津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蒋子龙小说艺术》(《花城》1986年第5期)等系列文章着力评论津门作家,再如黄泽新、楚大江主编《天津小说十八家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更是推动天津文学研究形成全国性影响,而鲍昌、樊星及冯骥才等人对津味文学的讨论,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进入新世纪以来,诸学者接续辉煌,勤奋耕耘于天津文学研究园地。截止到目前,天津文学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已形成了四大标志性成果。

1.“津味儿”的发现与确定

上个世纪上半期,京派与海派文学相互斗艳,相关研究因之而产生。从文化与地域视角对文学进行观照成为新的研究潮流。受近现代京、海两派创作与研究启发,一些学者开始自觉呼吁重视所谓的“津味儿”文学创作。早在80年代初,冯骥才《再多一点天津味》(《新港》1983年第4期)、《发扬津味小说》(《天津文学》1988年第4期)及马林与张仲《关于津味文学的通信》(《天津文学》1990年第11期)同林希《津味小说浅见》(《小说月报》1992年第9期)等文章从办刊与创作的角度就呼吁重视与发扬津味小说。而在张仲《龙嘴大茶壶》、冯氏《神鞭》以及林希《蛐蛐四爷》等作品发表后,杨键《漫话“津味”》(《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1期)、鲍昌《一篇够味的“津味小说”》(《文学自由谈》1988年第3期)、樊星《“津味小说”的曙光》(《当代作家评论》 1991年第4期)、周海波《津味,一种民俗的文化阐释》(《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4期)等论文,结合具体作家与文本对津味文学特征及要素提出了不同看法。津味文学自此不仅在文坛站稳脚跟,并且引起了全面关注。随后,有意识地创作津味文学成为了一种新的潮流。王之望曾总结道:“新时期天津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津味’写作。”[1]P101

进入21世纪后,研究者对津味文学研究更加理论化与系统化,“津味文学”也由被发现发展到被确立。王之望《“津味”:地域文学新家族》一文回顾了上个世纪末期的津味文学创作实践,一方面明确了津味文学的三要素:别具一格的天津市井风情、津门文化特色人物群像的刻塑以及富有特色的语言运用。同时,文章还第一次对津味文学创作队伍进行梳理,称“津味”的酿造以冯骥才、林希为代表,此外还有冯育楠、肖克凡等。[1]P101-106津味文学确立并得到广泛认可之后,津味几乎成为天津文学最重要的标识。结合天津文化解读天津小说成为了新趋势,津味文学研究也由此趋向全面深化。如董秀婷《刘云若小说与天津地域文化》(天津师范大学2010 年硕士学位论文)、孙玉芳《刘云若小说中的城市记忆与想象》(天津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张树铎《传统的召唤——冯骥才津味小说解读》(西北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等几乎都采用宏观的地域文化视角去阐释津味文学,而佟雪《冯骥才市井人生小说的传奇叙事》(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孟玉红《论冯骥才津味小说的方言特色》(《中州学刊》2011年第3期)与《冯骥才津味小说中超常组合的同素连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等则侧重从语言及叙事技巧等微观方面去进行文本解读。闫立飞《双城记:津、沪小说中的城市记忆和想象——以林希、王安忆为例》(《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与王云芳《论津味儿小说对天津城市形象的建构》(《理论与现代化》2011年第5期),或以双城为视角去比较津味与海派文学异同,或通过文学与城市的互动来发掘津味文学特征。同时,时至今日,津味文学已延续数代,形成了脉络清晰的承传谱系,而各代之间津味创作不尽相同。张春生《林希“津味小说”初探》(《天津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即着力阐述林希津味小说的独特性,而苏君礼与郝雨《肖克凡的“超记忆回忆”与新津味小说》(《小说评论》2005年第1期)则强调了肖克凡新津味小说不同以往的新特征。

2.天津近现代作家、作品的资料整理

天津文学研究的顺利推进需要大量翔实的文献资料作基础。上个世纪天津文学研究更多的侧重于现当代作家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古代与近代作家研究有意无意地被忽略或被遮蔽。新世纪以来,文学观念更趋开放,研究视角愈加多元化,同时随着近代文学研究热的兴起,天津近代文人及其作品开始得到研究者前所未有的重视,有关重要作家生平考证、佚文增补、年谱修订、别集点校、总集汇编、作品重版等的论著开始出现。

以李叔同研究为例,有郭长海与金菊贞《李叔同事迹系年》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陈星《弘一大师考论二题》(《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孙继南《李叔同——弘一大师音乐行止暨研究史料编年(1884—2010)》(《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张慧琴《李叔同<断食日志>手稿初考》(《东方博物》2011年第3期)、陈星与刘晨《李叔同佚文<唱歌法大意>刍议》(《美育学刊》2012年第1期)、欧七斤《李叔同两次参加乡试史实新考》(《历史档案》2012年第2期)等论著达数十篇。此外,伴随着“刘云若热”,其生平传记引起了人们注意。张元卿等人一直致力于斯,其《刘云若传略》(《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4期)对刘云若生平做出新考证,此外其《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还对包括刘云若在内的戴愚庵、李薰风、潘凫公、王小隐等北派小说家作了相对深入的探索。而刘云若的文集及其它编著作品也得以再版,如有《旧巷斜阳》(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 《刘云若文集》(线装书局2009年版) 、《酒眼灯唇录》(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白河月》(花山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等。有关吕碧城的有李保民笺注《吕碧城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吕碧城诗文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及王忠和著《吕碧城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等。其他如有关严修、孙犁、梁斌传记、作品的整理研究也较多,不再一一赘述。

3.天津文学编年的修撰及《天津文学史》的出版

进入21世纪,天津文学研究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基础,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要作家作品基本上都被纳入到了研究者视野。如古代之梅成栋、查礼、于文豹等,近代之李叔同、刘云若、戴愚庵、李燃犀、宫白羽等,现当代之曹禺、孙犁、梁斌、鲁藜、蒋子龙、冯骥才、林希、肖克凡、赵枚、伊蕾等都作为学者重点关注的对象。二是天津断代文学史及分体文学史也有所展开。如郭武群著有《天津现代文学史稿》(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张元卿《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张宜雷《图说20世纪天津文学》(延边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房良钧与王之望主编《回眸与前瞻——天津文学面面观》(天津社会科学院2001年)等,对不同时期不同文体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以一种更为宏观的视野去整体把握天津文学成为了一项迫切的任务。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孙玉蓉所著《天津文学的历史足迹》(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全书共析为五章五个时期,即清代、民国、新中国成立到七十年代、改革开放至世纪末、21世纪初期。其囊括了自清代至本世纪初期数百年来有关天津文学的重要事件,不仅注重对著名作家、作品和事件的记载,而且注重对业余作者和群众文学社团活动的记载。作为记录天津文学三百馀年发展演变的编年记事专著,对天津文学研究而言意义重大,它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相对完整的历史发展脉络与线索,更是集中提供了大量翔实可靠的文学史料。此外,《天津文学史》[2]的出版,集天津文学研究之大成,并将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作为第一部天津文学通史,其学术意义重大:一是打破以往的零散作家作品与分段分体研究局面,天津文学第一次以一种恢弘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二是上溯与梳理出了天津古代文学发展的轮廓,补充与完善了天津文学本来的历史面目。正如陈洪序中所评:“《天津文学史》以开阔的视野、翔实的史料,恢复和丰富了天津文学的古代时期,使人们对天津文学和天津文化有了一个全面而完整的认识,对于中国文学史也起到一种拾遗补缺的特殊作用。”[2]P1三是全书除述评天津作家作品外,还将报刊出版、文学翻译、理论批评、文学社团、影视曲艺等纳入其中,天津文学历史发展之全貌由之历历呈现。

4.“天津文学”学科的筹建

尽管早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存有天津文联下设的“创作研究会”以及本市第一个专门的文学研究机构语文学会下属的文学研究所,但是,天津文学研究的大规模展开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自1990年代后期,天津文学研究事业出现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天津社会科学院以及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高校都先后将“天津文学”作为自己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并逐渐建立起独立的“天津文学”学科。以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例,其即认定以天津文学为主要研究方向,并形成较为强大的研究团队。新世纪以来出版相关专著数十部,论文近千篇,影响颇大。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天津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或重要研究方向,已得到了广泛认可,并形成了一支由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文联、作协、艺术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具备较高专业科研能力和水平的科研队伍,推出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优秀科研成果。这无疑会促使天津文学研究进一步走上规范化、科学化的发展道路,极大地扩展天津文学和天津文学研究的社会影响。

二、新世纪以来天津文学研究的三大学术转向

接续上个百年研究的辉煌,新世纪以来,受新的社会经济发展与人文思潮变迁的影响,在众多研究者的努力下,天津文学研究基本完成了三大学术转向。这三大转向体现了天津文学研究的自觉与成熟。

1.由传统零散点评转向现代、系统化研究

受传统学术思维与方法的影响,上个世纪及之前的天津文学研究往往或是多感悟式的零散评点,或是简单的社会政治学解读。直到近十馀年来,其研究格局发生巨大改观。在众多研究者的推动下,天津文学研究现已转向现代化与系统化。有学者从地域或历史角度进行纵向梳理,如黄桂元《背景·流变·地利——新时期天津作家动态考察》(《小说评论》2008年第4期)、林霆《天津小说三十年的文学史观察》(《小说评论》2008年第4期)等可为代表。以专著形式阐述文学新群体、新现象、新理论、新思潮的研究成为了重要趋势,房良钧王之望主编《回眸与前瞻 天津文学面面观》(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版)着重论述了天津文坛的探索型文学、由解放区作家延续的“延安文脉”、工业题材文学、“津味”文学、诗歌创作、女性写作、知青文学、儿童文学以及文学理论与批评等十几个问题。王之望主编《天津作家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则集中评介了24位作家。这些作家创作道路各异,题材体裁多样,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天津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成就。此外,孙玉蓉与王之望合撰《天津文学新论》(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主要就天津文坛的名家新论、新作论评、热点专题进行研究。为集中展现天津文学风貌,研究者更多选择了依据时代、文体或作家等不同标准汇编出版作品集,如郭长海,金菊贞编《李叔同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按文章、诗词、歌词、书信、译著五部分编排,收录了李叔同1918年出家之前的作品,其中多为未见之作,很有出版价值。此外,针对文学大家展开深入全面观照成为一大热点。陈净野《李叔同学堂乐歌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以新史料的发现来填补和修正了过去李叔同学堂乐歌专题研究中的若干空白和失误,是目前较为全面系统研究李叔同学堂乐歌的专著。

2.由简单的政治解读转向多元的文化观照

建国之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简单的政治解读代替真正的文学研究成为全国潮流,天津文学研究自不能免,甚至这种单一倾向一直延续到上世纪末期。直到近年来,在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研究逐渐成熟之后,以多元化的文化视角对天津文学进行研究才成为重要压倒性倾向。除地域文化视角外,女性主义与传播学视角这时成为新研究亮点。前者如李进超《蒋子龙笔下的女性意识》(《文学自由谈》2009年第3期)、王芳与吴岳添《论赵玫对波伏瓦形象的书写》(《湘潭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卢桢《论赵玫历史叙事中的性别意识》(《当代文坛》2007年第5期)、胡德岭《女性个体的生命凸现与历史突围——赵玫新历史小说<上官婉儿>的女性主义解读》(《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等。后者则有陈冠兰《天津“孤岛”时期的报刊》(《聊城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陈艳《<北洋画报>时期的刘云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1年第4期)、鲍国华编《二十世纪天津文学期刊史论》(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版)、张宜雷《报馆、学堂与天津近代文学》(《天津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等。此外,以文化审美与作家个性为切入点的研究也为数不少,如闫立飞《“他者”镜像中的现代性散文书写——试论冯骥才早期散文》(《天津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鲁雪莉《论李叔同文化性格中的人文意蕴》(《南昌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治晓梅《一代儒僧的精神求索与文化贡献》(中央民族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滕芳《狷介:魏晋气质与晚年孙犁创作》(西南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等。其中谭桂林《论吕碧城的佛学贡献及其佛教文学创作》(《人文杂志》2012年第1期)则是于“吕碧城研究热”中独辟蹊径从宗教视角去探讨吕碧城的佛学贡献及相关创作。

3.由附和“国家文学”转向强调“区域文学”

所谓“国家文学”对当代中国文学面貌的一种描述,有其特定内涵,主要是指“由国家权力全面支配的文学”。国家文学的产生,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化设计和安排。国家意识形态提出整体构想,国家文学则成为这套构想的实践场地。在实际履行国家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国家文学一方面形成着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景观,同时在实践层面又将国家意识形态播散开来。[3]P131天津文学本有其区域渊源,清代水西庄文人创作以及民国时期北派通俗小说都是典型且有着全国性影响的本土创作,但是在建国后在大批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由进入城市,天津文学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以“延安文脉”为代表的国家文学成为全面支配性的文学形态。孙犁《风云初记》、梁斌《红旗谱》、袁静《新儿女英雄传》、杨润身《探亲记》等革命历史题材与农村题材创作最受人关注。而相关的评论者与研究者也多按着国家文学的要求将文学与国家意志联系在一起,多去刻意发掘文学表象之后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理想主义、集体主义等。在这种研究导向中,文学活动中的个性、个体、个人等私人性因素被冷落与被排斥。作家个人兴趣爱好的创作,也因无法抗拒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势而被压抑和被遗忘。将文学视作社会工具的观念直到文革结束才有所扭转。但是,仅就天津文学研究而言,即使在改革之后大多数学者评论作家作品时依然以强调国家文学为主。以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版)、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等较有代表性的“当代文学史”为例,涉及到的天津作家仅有冯骥才和蒋子龙,并且两人是分别在“伤痕小说”和“改革小说”部分被专节叙述,并没有论及他们的区域身份。在文学史“国家文学”的话语中“天津文学”被规训与遮蔽了。但是,天津文学的区域文化传统与性格是始终未绝的。

新世纪以来,众学者开始自觉发掘天津文学的区域性。王之望《“津味”:地域文学新家族》可谓总结性之作。其他则有郭武群《工业题材:天津文学的龙骨工程》(《理论与现代化》2005年第4期)结合天津发达的工业文化探讨了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的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张宜雷《天津近代文学与公共文化空间》(《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则自天津公共文化空间入手揭示了天津近代文学的盛衰与公共文化空间伸缩的关系。而结合城市文化研究天津文化更是成为一个焦点。闫立飞等人《文学的城市文化视野——天津文学与城市文化笔谈》(《理论与现代化》2012年第5期)掀起了天津城市文化与文学研究的热潮。其他如论著则有张元卿《历史社会学视野下的文学研究与城市文化建设——以天津文学研究为例》(《理论与现代化》2010年第4期)、王云芳《文化启蒙与文学审美的双重变奏——论新世纪以来冯骥才的散文创作》(《社科纵横》2010年第7期)、胡诗雯《长芦盐商与天津右文风尚的兴起》(《盐业史研究》2012年第2期)、孙爱霞城市发展与文学关系概论——古代天津与文学》(《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等。

三、天津文学研究的不足

天津文学研究尽管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是依然存有一定的有待扩展与提升的空间。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文学文献整理与汇编方面存有“短板”。尤其是天津古近代文学文献整理方面几乎没有展开。据笔者粗略统计,截止到建国有过著录的天津文人达两千馀人,著作近三千,其中留存下来的至少有四五百种,遗憾的是别集真正被点校整理出来的不过李叔同、吕碧城、严修数人而已。文献的匮乏必然直接影响到相关研究的开展。

二是相对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繁盛,天津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十分薄弱。陈洪在《<天津文学史>序》中曾称:“在我的印象中,现代和当代的天津文学创作成就比较突出,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人比较多,发表过不少论文,也出版过专著。而近代的天津文学,研究的人就相对少一些,古代除了一个水西庄之外,几乎无人问津。以致给人一种感觉,天津文学——天津文化无古典。”[2]P1这几乎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感觉与印象。实际上,天津古代、近代文学、文学遗产均相当丰富。从秦汉时曹操北征而作《步出厦门行》组诗到唐代从军文人的边塞吟,辽金元时期鲜于枢父子的本土诗作,清代文人的频繁雅集酬唱,再到近代具有全国影响的北派小说以及民国间城南诗社的诗歌结集等,均称得上是值得探索与继承的宝贵财产。但是到目前,较为集中的研究只有《天津文学史》第一编专论“古代文学”部分,其他相关论文与专著屈指可数。近代文学研究也仅限于李叔同、吕碧城、刘云若等少数人,这种研究格局与天津近代文学事实远不相称。

三是成也“津”困也“津”。“津味”的发现与确立,是天津文学研究里程碑式的贡献。但是,在强调“津味”的同时不应忘记一个事实,即“津味”文学只是天津文学一个组成部分而非全部。此外,随着城市发展的同质化,“津味文学”写作赖以产生的上世纪80年代特定的文化思潮、文学氛围与地域文化认同已逐渐不复存在。所以针对当下的津味文学的现状,有学者指出:“‘津味文学’在当年的出现,才是一个奇迹,如果不自欺也不自我安慰的话,就不得不承认,它在今天和以后的日子里大面积复现的可能性都极其渺茫了。”[4]P113闫立飞就曾概括津味文学困境的两大表现:一方面是创新意识的缺乏和文化积淀的不足,导致了题材的扎堆重复与叙事的模式化,从而影响到津味文学的艺术品质与思想深度。另一方面是为追求津味或地域文化色彩的展示,一些作家刻意寻找和塑造地方知名人物,挖掘地方重大历史事件,致力于地方文化符号的罗列和展示,却忽略了其背后的地域文化精髓和作家的艺术创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群落整体水平的提升。[5]这种困境必须引起创作者与研究者的注意,并能理性应对之。

四是就整体而言,天津文学研究在学科体系与研究队伍建设方面依然有待完善。天津文学研究应是全方位、多侧面的,既包括天津文学史的研究,天津历代作家、作品的研究,天津历代社团、流派的研究,天津通俗文学、民间文学、翻译文学以及文学现象的研究,也包括天津文化研究,如对天津现代报纸文艺副刊的研究,对天津曲艺文学的研究以及城市文学的比较研究等。还包括文学思潮与文艺理论的研究,即中国历代文艺理论与西方文论的研究。但是这些方面都没有完全展开,尤其是天津古代文学、儿童文学、文学文献整理等研究还很薄弱。此外,在文学批评与评论方面,腾云、夏康达、马威、金梅、黄泽新等老一辈学者之后,青年学者队伍锐减,可谓后继乏人。尤其是“70、80后”评论者为数寥寥,这无疑会直接关乎到未来天津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发展。

四、天津文学研究展望及未来趋势

立足当下对天津文学研究进行“回眸与展望”会发现,与北京、上海、岭南与江浙等地的文学研究相比,在学科体系的完善、研究的深度、观照对象的广度、队伍建设、经费的投入以及文化、文学的结合等方面,天津文学研究还存有一定的差距。结合当下文学研究的大趋势,要在当前研究基础上实现提升与跃进,我们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是超越“津味文学”视界,将研究努力更多地转移到打造天津作家群上。实现由发现“津味小说”到界定“津味文学”向建构“津派”或“天津作家群体”的跨越。二是继续强化多元化视角研究。上文已论及,天津文学研究已不再以思想、政治作为惟一标准,而是注重突出文学本体的关注。许多学者又从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综合探讨了天津文学的生成、发展过程,并估衡其地位及意义,呈现出多元化的繁荣态势。但是,天津文学研究还需要由纯文学研究进一步扩大到文化、心态、审美、性别等多种领域,还应通过多元化视角对天津文学的丰富内质进行重新认识,以此拓展和加深对天津文学的学术观照。三是对天津古代、近代文学文献展开深入、系统地整理。在爬梳蒐访基础上首先对天津古代、近代文学文献目录进行汇编与考辨,然后点校出版重要作家别集,最终推出天津文学文献总集。最后,还要继续增强天津文学研究的自觉意识,通过团队协作,文献整理与理论提升结合,宏观研究与专题研究并行,最终实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理论研究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之望.“津味”:地域文学新家族[J].天津社会科学.2001(4).

[2]王之望,闫立飞主编.天津文学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

[3]吴俊.中国当代“国家文学”概说[J].文艺争鸣,2007(2).

[4]张大为.经济理性时代地域文化的认同困惑[J].天津社会科学,2009(2).

[5]闫立飞.津门作家群创作综论:在“津味”的基础上开创生机[N].光明日报2012-12-4.

注:原文发表于《社科纵横》2014年第1期,题为《新世纪以来天津文学研究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