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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金编钟的天津“历险记”

作者:杜琨 曲若         发布时间:2014/7/25 9:01:33         人气:1703次

                        故宫金编钟的天津“历险记”

                                     杜琨 曲若

        

您在北京故宫游览的时候,不知是否留意过一套气势宏伟的黄金编钟?它重达11439两,价值更是无与伦比。当年为了躲过日寇掠夺,保护这稀世国宝,天津竟有人把它埋在破煤灰堆下,而且一埋就是多年,这里有怎样的故事呢?

万两金钟流出宫 隐藏多年终浮现

1949年1月18日,天津解放后的第三天,原四行储蓄会天津分行经理胡仲文将一本银行抵押物品 “清册”交给了军管会金融处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翻阅这本“清册”时突然大吃一惊,因为上面登记着包括瓷器、玉器、古籍在内的2000余件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组纯金铸造的金编钟。这组由16只金钟组成的金编钟总重11439两,最重的“无射钟”重924两,最轻的“信应钟”也有534两。每只金钟背后都铸有“乾隆五十五年造”的款式。与铜编钟以大小不一来定音不同,这16只金编钟大小一样,只是通过钟壁薄厚来改变音调的高低。这组金编钟不但用金量世所罕见,铸造工艺也极为复杂。如此贵重的金编钟绝非民间之物,一定是从宫里流出来的,是怎么出来的呢?这还得从末代皇帝溥仪的婚礼说起。

1922年,虽然此时清王朝已经灭亡10年,但溥仪的婚礼依然沿袭着皇室大操大办的习俗,所以花费也海了去了。这对于当时“只出不进”的溥仪来说可谓是“打肿脸充胖子”。于是,举债典当就成了他唯一的收入来源,在陆陆续续的典卖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便是1924年5月与北京盐业银行进行的这次抵押借债。为了偿还各种债务,并换取日后的生活费,溥仪一次性向盐业银行抵押借款80万银元。抵押品中不但有各种玉器、瓷器、古籍,还有册封皇太后、皇后的金册、金宝箱、金宝塔以及前文提到的金编钟。其中,16个金编钟作价40万元,其余物品作价40万元。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到这次大抵押时写到:“只这后一笔的四十万元抵押来说,就等于是把金宝金册等十成金的东西当荒金折价卖,其余的则完全白送。”

运钟往返无数趟 烫手山芋险被毁

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盐业银行账上虽然做得天衣无缝,但他们私购国宝的消息却不胫而走。此后,连年军阀混战,北洋政府的主政者走马灯似的换了一拨又一拨,可是每批当权者都忘不了四下里打探金编钟的去向。因此盐业银行决定把它秘密藏到天津分行,这个地方就是现如今赤峰道12号的中国工商银行赤峰道支行,金编钟由当时分行经理陈亦侯负责保管。

运送文物的事非常机密,只有盐业银行高层的几名经理知道。趁着夜色,陈亦侯开着自己的别克汽车,把装好了箱的文物运往天津。谁也不知道,他在这条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走了多少趟才把这些文物从北京带到了天津。金编钟和一干文物运到天津后,直接进了盐业银行的地下金库。

说起盐业银行大楼的地下金库,天津盐业银行的地库的地板是实木的,东西掉地上绝对摔不坏,也不会有声。地库的钢板门一尺厚,关上连气儿都不透。据说,给盐业银行做防盗系统的那家公司,还给美国白宫做过防护。

可正当包括金编钟在内的20箱国宝安安静静地藏在盐业银行地下金库时,阵阵枪炮声却惊扰了它们的美梦。1937年7月7日,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本驻天津领事馆不知从哪里嗅到了金编钟的气息,很快就找上了陈亦侯。眼看日本人步步紧逼,金编钟危在旦夕,陈亦侯只得向当时身在重庆的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求援。为了不让日本人在电报中发现金编钟的藏匿地点,电报由陈亦侯最信任的银行职员先带到西安,再用银行密码发到上海,之后由上海经香港发往重庆。回电也按原路返回。因此,当这名银行职员拿着在西安接到的电报回到天津时,已经是一个月以后的事情了。然而,当陈亦侯迫不及待地打开这封辗转而来的电报时,先是大吃了一惊,继而勃然大怒,因为回电只有一个字:“毁。”

三百米绕了二十里 陈胡二人守护国宝

从上司吴鼎昌和国民政府方面得到帮助的希望破灭了。陈亦侯此时意识到,要想保护金编钟,单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而且日本人已经探到了风声,金编钟继续藏在盐业银行已经非常危险,必须转移。他想到了四行储蓄会天津分行的经理胡仲文。

1940年4月的一天晚上,陈亦侯来到永定里胡仲文的家里,两位老友促膝而谈,陈亦侯把金编钟一事如实相告,并把转移金编钟到四行储蓄会的想法和盘托出。可陈亦侯怎么料定胡仲文会同意接手金编钟呢?毕竟,这是关系到身家性命的大事。胡仲文的儿子胡宗渊说:“他的为人性格,很有我们祖父的风范。另外呢,他答应了人家陈亦侯了,所以他的性格就是真诚、守信、爱国、厚德。”陈亦侯和胡仲文都知道,这一来,他们是把身家性命都交托到了对方手上。

从法租界的盐业银行,到相邻的英租界的四行储蓄会,大约只有三百米的距离。但为了掩人耳目,陈亦侯没有直奔四行储蓄会大楼,而是向南开去。原本只有300米的路,愣是绕了20多公里才开到。安顿好金编钟后,胡仲文借口时局不好,要存一些煤,便从开滦矿务局运来一批煤,堆放在小库房里。谁也不知道,这批煤下面竟埋着大批的国宝。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正式向同盟国宣战,驻天津日军开进了英、法租界。失去了租界的保护,日本人更加猖狂,他们直接把陈亦侯请到了宪兵队,美其名曰:参观。与此同时,大批的日本兵闯入盐业银行地下金库,里里外外搜了个遍,可就是没有找到金编钟的任何线索。因为没有丝毫证据,日本人只得把陈亦侯放回了家。就这样,金编钟静静地埋在四行储蓄会库房的煤堆下,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1949年1月18日,胡仲文拿着登记着国宝的银行清册,来到天津军管会金融处,把金编钟和2000多件玉器、瓷器、古籍,悉数交给了国家。陈骧龙记得,父亲晚年时曾看到有人在政协文史资料里追述过此事,文中有一句话说:“幸亏有陈亦侯保存。”陈亦侯感慨道:我这一辈子,最满意的一个评价,就在这“幸亏”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