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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轶闻趣事] 天津历史上的教育

作者:城市快报         发布时间:2013/4/28 20:49:03         人气:1336次

                         天津历史上的教育

                          城市快报 2011.9.5

天津卫学从文庙开始

天津城自古便是热土福地,是求学问、育英才的好去处。自从1436年,文庙那里开了卫学之始,天津的娃娃们便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

一座座官学、私塾交织在一起为天津的学子们奏响了一部求学的交响乐,也为国家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栋梁。

文庙刚刚从祭孔的热闹中沉静下来,每天除了工作人员很少有人进出,可在500多年前,这里却是挤满学生的学校。

天津刚建卫时是军人的天下,重武轻文的习气十分严重,随着人口的增加,军人们的子弟经常发生口角,打架更是常有的事。当时的左卫指挥佥事(左卫最高指挥官)朱胜认为必须对他们严加管教,而最好的办法就是教他们念书,但当时的天津并没有一所合适的学校供这些军人子弟上学。

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朝廷为了稳定军心,满足他们对教育的需求,下令“全国凡是有武卫的地方都要设卫学,选优秀的武官与军士子弟入学接受教育”。朱胜一来奉朝廷旨意,二来自己乐意,高兴地捐出一所住宅用于修建学校,就是今天的文庙,也是天津最早的官办学校。

卫学的具体课程是礼、乐、射、御、书、数六科,后来,乐、御两科合并,保留礼、射、书、数4科。“礼”,指由中央颁发经、史、律、诏、礼仪各书,这些书本对学生来说十分重要,必须熟读精通;“射”,就是练习射箭,每逢朔(初一 )、望(十五)两日,学生们便会在教师的带领下去射圃训练,射中的学生还会有奖品;“书”,就是练习书法,学生每人每日要写五百多字;“数”,指学习算学,不同于我们现在所讲的数学,而是单指九章算法。

每天的清晨7点,学生们穿着统一的服装,踏着晨露,手提书篮,三三两两的来到明伦堂,跟着各位教授学习一直到下午3点。在明伦堂里,老师坐在讲台上,念着课本,学生在下面摇头晃脑地跟着大声诵读。熟读之后,教师便会挑出其中的一两段讲解其大意。学的是自古就有的儒家名典《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五经七书》、《百将传》。每天,老师都会教上二百来字,不会太多。文庙的教风严谨,学生们必须每天熟记老师教的东西,每隔三天,还会温习一遍。

学生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天津卫学的规格,从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到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之间,只相当于县学。招收的人数受朝廷限制,不是很多。并且这些学生还分成不同的等级,所享受的待遇也不尽相同。

据记载,文庙的学生被分成三等,一等生叫“廪膳生”,只能有20名,由文庙发给粮食,每个人每个月可以从文庙领取廪米6斗,这些学生是文庙最优秀的学生,肯定是武官与军士子弟;二等生叫“增广生”,也是20名,但是没有粮食可领;第三等称为“附学生”,名额没有规定也无从考证。

就这样,文庙为天津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从明正统至崇祯年间,天津三卫先后有赵鉴等乡试中试的举人26名,皆为军生或官生。其中,刘钰、蒋仪、张佑、张愚、刘焘、李旦、汪来、季永康、任天祚、贾允迪、张夙抱等11人先后成为进士。


启蒙教育靠民间

对于现在的家长而言,孩子从襁褓时就得接受启蒙教育。然而在明清时期,天津孩子的启蒙教育则从七八岁开始。那个年代把启蒙教育称之为“蒙养教育”,主要的办学方式有“义学”、“五经馆”、“私塾”等几种形式。

“义学”又叫“义塾”,是地方宗族设置的学塾,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基本上属于普及性、义务性的初级教育。学塾对家境贫困无力上学的农家子弟,除给书籍文具外,还免去学杂费等,以鼓励孩子们上学。

到了同治、光绪年间,“义塾”又分为“总塾”和“分塾”(“分塾”也叫做“散塾”)。“总塾”和“分塾”的区别在于“总塾”收教基本上已经能够做应试作文的学生,“分塾”收教幼童。

当时天津的“总塾”有五处,分别为崇正、崇敬、崇文、会文、兴让;“分塾”有二十处。隶属于天津长芦盐运使者管理的有十塾,分别为务本(韦驮庙)、广业(土地祠)、修道(谢公祠)、集益(节孝祠)、养蒙(延生社)、兴仁(三取书院)、约礼(火神庙)、正谊(帝君庙)、尚志(南阁)、博文(保并堂旁);隶属于天津海关道的九处,分别是崇德(三义庙)、崇术(盐坨双庙)、崇道(稽古寺)、崇仁(涌泉寺)、崇训(火神庙)、崇化(天齐庙)、崇礼(贡院)、崇本( 福德寺)、崇业(慈航院);隶属天津府的只有一塾,就是兴仁(贡院)。官办的义学就称为“五经馆”。


遍布城乡的私塾

私人建立的蒙学则称为“私塾”。私塾办学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有钱人家聘请老师到自己家里设立“专馆”,专教自己和亲属的孩子。也有几家合伙请一位老师,实际上也是属于“专馆”的范畴。“专馆”对老师的要求比较高,除平时供给食宿,按时发给报酬外,逢年过节再额外给一些钱财礼品。另一种是叫做“散馆”的私塾,是由教师自己开办的,招收来自各个方面的学生,教授不同年龄、不同程度的学生。这种“散馆”大多数都分布在天津老城厢内外或者居住相对集中的地方。“ 散馆”的规模都较小,办学的条件一般都比较差,老师的收入也极其微薄。在“散馆”读书的学生,是要按月或者按季向老师交纳学费的,至于多少,依学童的年龄或者学习程度决定。

一般来说,蒙学教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进行习字教育,所使用的教材有《仓颉篇》、《凡将篇》、《急就篇》、《元尚篇》等,此外还有《广仓》、《无尚》、《飞龙》等字书。第二阶段,主要培养学生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所使用的教材有《孝经》、《论语》,是进入专经学习的必经阶段。在八股一统天下的时候,蒙学教育是文人走上仕途的必经之路。

清朝时,小孩子8岁入小学,学习计时、方位、写字和计数以及尊敬长辈的礼仪。由于理学的兴起与发展,以强调儿童道德品质养成和行为规范训练为中心内容的蒙学教材,已经大量运用到实际的教学中。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朱熹的《小学》和王应麟的《三字经》。

《小学》由朱熹和他的学生刘清之共同编辑而成,书成于淳熙十四年(1187)。全书分内、外两篇。内篇四:《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二:《嘉言》、《善行》。其中《立教》、《明伦》、《敬身》,采摘一些较为抽象的有关行为规范方面的言论,以让儿童明了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做起来是有意义的;《稽古》、《嘉言》、《善行》采摘古今名贤的言论或故事,作为对前面比较抽象的规范的一种补充,以让儿童借以理解那些规范。


津门走出女先生

1906年6月13日,“北洋师范女学堂”在河北区天纬路成立,这是中国北方最早的女子师范学校。

该学堂建校目的是为初等及高等小学堂培养女教员并促进女学的普及,因此,从课程设置上列入了当时的一些女工活儿,而且招生也仅仅局限在大城市,这些城市相对来说还能够接受女子师范教育。女师学堂在上海、天津两处增招学生67人,除退学者外,共有学生107人,分为第一、第二两部,名为简易科,定期一年半毕业。

1907年,增建两层楼房,规模渐大。是年,简易科学生毕业。1908年春,始招完全科师范两班,仍分第一、第二两部,定期四年毕业。课程有修身、教育、国文、历史、地理、算学、格致、图画、家事、裁缝、手艺、音乐、体操13 种科目,每周教学时数为34小时。1910年1月,于西窑洼设小学堂一处。12月,天纬路北洋客籍学堂停办,并入南开中学,该校奉令迁入。接着,又与相毗邻的两等小学堂商定以三马路旧校址对换,将两等小学堂堂舍略加修缮,作为教室及办公室。自此,该学堂校舍宽绰,初具规模,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12年春,改名“北洋女师范学校”。

1913年5月改归省立,更名为直隶女子师范学校。是年8月,奉令将西窑洼北洋高等女学堂归并该校,改称附属女子中学,1914年7月,天津劝学所设立的蒙养园,拨归该校作为附属蒙养园。至此,该校除本部外,附有中学、小学、蒙养园。

1921年春,因女学日渐发展,毕业生不足分配,呈请添招春季班级。1922年,奉令添招初中班,定名为直隶第一女子师范附属女子中学部。1923年,师范、中学改行新制,所有课程均按三三制进行。

鉴于美国妇女做事能力强,担负家庭责任重,皆因受家事教育,智能充实的缘故,该校校长齐国梁向省教育厅建议,增设女子家政艺术学院,研究家事学科及有关艺术,以改进女子教育,但因当时连年战争,经费拮据,难以实现。直至192 9年4月23日经河北省政府第八十五次会议通过决议,在本市借河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之一部分为院址,增设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以家政为学院之一系。


严公馆天津首所“民办校”

20世纪初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为教育的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

严修字范孙,号梦扶,因为曾在清翰林院任职,人称严翰林。可正是这个翰林,最终勇敢地走出迂腐的封建堡垒,率先大声疾呼:中国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

严家世居天津,累世巨富,代代官绅。严修早年受过系统的封建科举教育,中进士、点翰林,终于攀上封建统治阶层,做过清朝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掌管全国的教育。但是,严修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吏,强烈的民族正义感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他较早地看到了世界潮流和国势渐危的严峻。

于是,他1897年向光绪皇帝上书———《奏请设经济科折》,建议开设经济特科,改革科举制度,被梁启超称做是“戊戌政变之源点”。戊戌变法失败,严修在悲愤中,辞去官职,返回故里。在隐居期间,他多次婉拒与他关系甚密的袁世凯要他进京为官的邀请,而致力于天津的教育事业,以自己的家宅“严氏家馆”为基地,进行改革旧式教育,兴办“西学”的试验地点。1904年,在家馆的基础上,成立完全新式教育的南开中学。由于他的积极倡导,天津教育成为北方的先进地区。

首先,他大力推进民间办学,使旧的私人办学格局成为一种新的教育模式。一方面,改造私塾,添设西学课程,使一向诵读“四书”、“五经”的场所逐步向新式学校过渡;另一方面,联合热心教育的人士兴办民主学校,带头改良严氏家塾,聘张伯苓教授英文、数理化等新知识,并以此为实验基地,示范和带动天津地区的教育。1916年,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开始试办高等教育,他与张伯苓校长大胆开办专门部和高等师范班,这可谓南开办大学的滥觞。

这是艰难的一步。高等师范班只办了一届,终因师资匮乏,经费短缺,难以为继。严修没有灰心气馁。他与张伯苓商定,先由张伯苓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高等教育,随后严修赴美考察。严修以半年的时间,或去美国大学旁听教育理论课程,或走访美国东西各地,对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葛林奈尔大学、旧金山大学等学校的学制、行政管理、办学经费、教育教学方法及设备、图书情况详细调查研究,特别对美国私立大学教育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在美期间,他还与张伯苓一起广泛接触了中国留学生,如李建勋、郑宗梅、廖世承、汪懋祖、邓萃英、王文培、傅葆琛、鲍明黔、张耀翔、凌冰、朱家骅、刘廷芳、侯德榜、邓以蛰、颜任光、张默君等。他们对美国教育的切身感受给予严修很多启发,严修还从这些留学生中为未来的南开大学物色骨干教师。

1918年年底,严修、张伯苓回到天津。他们对创办大学教育充满了信心和勇气。正如张伯苓在南开师生欢迎他们的集会上所说的:“这次我与严范孙先生和范源濂先生先后游美,很有收益。一年多来,考察他们的国情及人民的精神,遂知教育是一国之根本。并且一国的人才全由大学产生而来。现在我国教育不兴,人才缺乏,不禁使人感而思奋,要立即创办大学。”

1919年初,旧历春节刚过几天,花甲之年的严修不顾体弱多病和刚刚丧子的悲痛,偕张伯苓开始为筹办南开大学仆仆于京津路上。为了就近与张伯苓等人筹商大学事宜,他甚至提出要在南开学校内设立办公室。严张首先到了北京,在教育部拜见教育总长傅增湘,讨论南开大学立案事,在六味斋约见蔡元培、胡适、陶孟和,征求建立大学的有关建议,在中山公园会见梁士诒、曹汝霖、周自齐等筹募办学经费。不久,严张又分赴太原、保定、南京等地,请求阎锡山、曹锟、李纯等协助办学,以后又派人遍访各省军民长官及教育当局,敦请鼎力相助。为了筹款,向人求见,严修和张伯苓不知坐过多少冷板凳,挨过多少次白眼,但为了办成南开大学,他们并不自悲、自惭,诚如张伯苓说道:“虽然有时向人家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

严修等人的努力终见成果,于是从1919年4月起开始兴建大学校舍,5月成立大学筹备课,拟订校章,规划系科,组织招生,9月录取周恩来、马骏、张平群等96名学生,25日举行开学典礼,严修、黎元洪、范源濂等莅会,私立南开大学诞生。第二年开始招收女生,这是中国近代私立大学中最早招收女生的高等学府。应当说,南开大学得以奠定巩固始基并获初步发展,是与严修的努力与名望有着极大关系的。胡适在分析南开教育时,曾对严修在天津地方、直隶全省的道德名望,及其对教育的信念、对新时代新学识的虚心接受给予很高评价。可以说,没有严修,就没有南开。

                                          原载:城市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