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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贸易] “三北”繁华第一城

作者:罗澍伟         发布时间:2013/4/28 20:08:10         人气:1172次

                          “三北”繁华第一城

                              ——20世纪30年代前天津城市经济成长历程

                             罗澍伟 2011.9.7

弁言

天津,坐落于海河两岸、渤海之滨,是近代中国的第二大城市,当代中国的第三大城市。天津,从她诞生之日起,便是一个开放的经济型城市。

翻开她虽不十分厚重的历史,但我们会明显地看到:

她,距离首都最近,一直是首都的港口和门户,始终和首都的兴衰紧密相连。

她,交通最为便捷,“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是得天独厚的北方水陆通衢和南北物资集散中心。

她,是中国北方唯一具有河海通津优势的港口,海河与海洋是她的经济与文化命脉,从繁忙的内河港发展到巨大的河口港,代表了她作为国际化港口城市的成长历程。

天津,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至今美丽如初、壮观依旧。她是当代中国经济繁荣的开放城市和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在蓝天碧海之中,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架架银白色飞机直冲云霄的绚丽画面,是一艘艘万吨巨轮驶入渤海的壮观场景。在塘沽新港,数不尽的货柜与货物如山堆积;在滨海新区,现代化的厂房、楼宇和绿地比比皆是。

现在,全市人民正在齐心合力,为把天津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港口大都市和北方的重要经济中心而努力奋斗。


千年以上的商贸历史

天津虽然是近代发展起来的著名工商业和港口贸易城市,但是,我们若考察一下天津的商贸史,收集一下历史长卷留存下来的各种经济发展碎片,就不难发现,天津的商贸历史总在千年以上。

要说天津商贸历史,首先我们不能忘记流淌在她身边的那条作为“河海通津”的海河。

唐宋时期,中国传统社会的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宋代虽然没有能够统一全国,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南北方生产力的同时发展,区域间的经济交往已经成为一种无法阻挡的大趋势;当时的海河作为宋、辽间的界河,恰恰首当其冲。比如,界河以北的辽朝,有煮盐之利,所产的金、银、羊、马之类,为宋朝必需之物;界河以南的宋朝是高度发展的农耕社会,所产的帛、漆器、茶叶、香料、稻、糯以及印行的各类书籍对辽人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因此南北贸易在宋、辽对峙期间也没有停止过,双方的商船照样在界河中行驶,两岸的物资交流繁忙不断。

其次,我们不能忘记恰恰在她身边衔接的南、北大运河。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专家几乎一致认为,20世纪以前,中国的商品运输渠道,主要是靠水运———东西部贸易的发展,多半集中于长江一线;而南北长距离的运销,就要靠举世闻名的大运河了。

天津在明清时期是运河北端新兴的商业城市,而其商业地位的奠定却是在13世纪后半叶的元代。尽管当时大运河尚未全线贯通,但循海路而来的“漕运粮储及南来诸物、商贾舟楫,皆由直沽达通惠河”,然后才能到达北京。元人张翥作诗说:“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这些充街塞巷的商品,其中一部分用于本地消费,而大部分要由直沽转运到周边地区;从这时起,海洋成了她成长的襁褓。此外还有这样一个故事,1343年,元王朝的盐运司借运送官盐为名,任意在直沽拦截商船,并向船上的商人索取重贿,结果商船“狼顾不前,使京师百物踊贵”,可见这时直沽的商业枢纽地位,对首都和周边地区来说已经是多么重要了。

明王朝迁都北京后,经运河北上的漕粮日增一日,但是首都的日常消费不会仅限于粮食,因此从明朝中叶开始,制订了允许漕船附载“土宜”而免征税钞的规定,由此带来了南北货流的畅通:“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之货,日夜商贩而北。”天津地近北京,又有河海通津的便利,可以“聚天下之粟,致天下之货”,以致商贾云集,市廛鳞次,名虽为卫,实则“一大都会所莫能过”。

到了清代,里河运粮的规模更大,对漕船携带南北土特产品的规定也愈来愈宽松,漕船竟成为变相的商队,运河则成为了繁忙的商路,促使天津发展成为“蓟北繁华第一城”,正所谓“天津卫,好地方,繁华热闹胜两江,河路码头买卖广”。从元代开始发展起来的三岔河口西南的南运河南岸和海河西岸,即北门外北大关两侧的商业街和以天后宫为中心的宫南和宫北大街一带,到了清代已成为天津城外的“环城开衢”,因为这一带一直是南北运河与海河的停船码头。如北大关以南的北门里大街,以北的河北大街,以东的估衣街、锅店街,竹竿巷、侯家后、归贾胡同,以西的针市街等等,都是各类货栈和商店集中的地方,这些地方集中了天津的金店、银楼、首饰楼、绸缎庄、皮货店、鞋帽店、百货店、钟表店、药店、饭庄、茶叶铺、海货店、糕点店、南味店、鱼行、鸡鸭行等等;当时,各帮商人如闽粤潮帮、宁波帮、山西帮、山东帮、南宫冀州帮等都在这一带建有自己的会馆。宫南、宫北大街则集中了天津众多的钱庄、票号、银号、土产杂货、竹木制品、纸张文具、民间工艺品等等,成为传统时期天津城市的经济中心区。


“三北”地区的商贸中心

19世纪60年代以前,天津作为水旱码头城市,鱼盐产销兴旺,商业贸易繁荣;但是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一直是个区域性的经济中心。

开埠以后则不同了,由于被抛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旋涡,旧城市中蕴藏的经济火花点燃了新城市的发展之火,只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天津便由一座“府县同城”级别的城市,快速成长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和港口贸易城市。尤其是在港口贸易的发展方面,被外国人认为是天津“潜在的力量”,“来日的发展自不待言”。

当年,海河上游的所有码头都设在上游两岸,对外贸易额与日俱增,促使天津很快发展成为华北、东北、西北等地的贸易口岸,越来越多的外国工业品从天津输往“三北”和内蒙古地区。天津在开埠后的迅速发展,代表了“三北”地区被卷入国际市场的速度和程度。

与此同时,各种具有竞争力的西方机器产品,越来越多地通过天津口岸输往“三北”各地,而“三北”地区特有的农副产品也因出口需求的大量增加而不断得到开发。以洋布而论,天津的年进口量很快超过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洋布集散中心。仅山西一地,每年要有300多名布商来天津采购。有人计算,当时天津每年进口的洋布,可供直隶、山西两省每人缝制三件成衣。

开埠以前,很多种使用价值极小甚至是废弃之物到了这个时候都可以拿到国际市场上去卖钱。比如天津开埠前“三北 ”地区所产的羊毛除了赶制毛毡之外,其余只能用来沤粪,驼毛则全部抛掉,任其随风飘扬;山东、河南农村的大量麦秆,多供烧火。可是自天津开埠后,由于国外市场对工业原料的需求,这些废弃之物大都成了大宗出口商品,并使天津成为全国最大的皮毛和草帽辫出口口岸。

汉口和福州输往俄罗斯的茶叶,这时也改由天津陆路运至恰克图,因为这条运输线比海运至欧洲更能保持茶叶的芬芳,天津海关的茶叶贸易因此大盛。此外,天津进口的各种五金制品和日用品,如衣针、轴线、肥皂等等也都畅销各地。

到了20世纪30年代,天津港口在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大连等五大港口的贸易总额中占到了13%,其中,棉花出口占全国的47%,畜产品出口占全国的60%,均居全国的首位。进口状况也是如此,这一时期天津港的面粉进口量要占全国的35%,同样居第一位;至于棉花、煤油、木材、染料等的进口,仅次于上海,居第二位。这一时期,天津港的进出口总额已占到华北地区的60%以上,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进出口贸易港。


城市经济的繁荣

金融业异军突起。进出口贸易和工商业的发展,首先带动了天津金融业的发展。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为方便洋行推销商品和购买中国的廉价原料,著名的外国银行,如汇丰银行、华俄道胜银行、横滨正金银行等等纷纷在天津设立分行。不久,华资银行,如中国通商银行天津分行也出现了。到了20世纪20年代,天津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显著提高,华资银行在天津大规模发展起来,像资金雄厚的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中孚银行、大中银行等等先后在天津开业。盐业和中南两家银行的总行虽然分别设在北京和上海,但其股东多半是居住在天津的官僚和军阀,而且经营重点也在天津。所以盐业、中南、金城、大陆在天津并称为“北四行”,他们的金融实力可与上海的浙江实业银行、兴业银行和商业储蓄银行等 “南三行”相比,并称为中国南北两大金融集团。

工业基础的奠定。天津的近代工业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著名的天津机器局,曾是世界上最大最好的火药厂;著名的开平煤矿,曾是洋务运动中办的最成功的企业。但在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天津早期工业几乎全部遭到破坏。经过20世纪初期的重建,工业发展很快,到了20世纪30年代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全市除租界以外,共有工厂1200多家,产业工人达20多万。其中纺织厂680多家,机器制造170多家,其次为化学、食品、建筑、造纸、印刷等等,年工业总产值达到7400余万元;工业投资总额仅低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

中心商业区的扩大。这一时期天津商业的发达,主要表现为城市中心商业区的不断发展和扩大。自20世纪初期之后,国内连年军阀混战,天津城市传统的商业区日渐衰落,而租界因有优越地势,特别是有内河港码头为依托,促使天津的商业中心逐渐向日租界的旭街、法租界的梨栈大街和英租界的小白楼一带发展。

自中原公司在旭街落成后,著名的金店、绸缎庄纷纷迁往旭街,茶叶店、鞋帽店、药店迁往梨栈,钱庄、票号多迁往法租界的杨福荫路和四德里。20世纪20年代,国民饭店、天祥市场先后建成开业,并很快压倒了当时天津最大的商场北海楼。紧接着基泰大楼落成,天津最豪华的浴池华清池开业。不久,天祥市场对面的泰康商场也建成开业。这时,在梨栈大十字路口,浙江兴业银行、惠中饭店落成、交通旅馆和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商场劝业场陆续建成开业。特别是1928年建成的劝业场,地居法租界的中心,楼高七层,场地宽阔,内悬著名书法家华世奎的榜书匾额。开业后人如潮涌,促使周围形成为天津乃至华北最繁盛的商业区。1935年天津市最高的渤海大楼建成,1936年坐落于梨栈天增里的中国大戏院建成,中国大戏院是当时华北地区规模最大、设备最新的戏院,开业时许多京剧名角来这里连台演出,场场客满,盛况空前。劝业场附近的光明影院,是当时华北地区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电影院。20世纪20~30年代是劝业场繁华区的形成时期,除了著名的商场和商店之外,这里集中了近60家影剧院、饭店、舞厅和浴池,这种景象在全国其他城市是罕见的。

与此同时,河北鸟市和南门外以东、毗邻日租界的“三不管”,则集中了大众化的电影院、戏院、书馆、饭馆、旅馆、澡堂……从此,北起鸟市儿、大胡同,南至劝业场和国民饭店的“商业一条街”,成为了天津的商业轴心,并且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商家、字号。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30年代,仅市区范围内,华界有商贸行业14类,128个;租界有商贸行业18类,132个,零售商店合计25400多家。商业的从业人口,仅华界就有七万五千余人,如果加上租界,当不下十万人,约占全市从业人口的一半以上,彼时天津商业的繁盛于此可见一斑。

天津城市的迅速繁荣,反映了天津作为中心城市财富的集中、人口的集中和经济实力的集中;也代表了天津作为中国北方大港和经济中心的特定地位,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形成。


罗澍伟,历史学家,长期从事中国史、近代史尤其是天津历史的研究,主编有《天津简史》、《近代天津城市史》、《天津通志·租界》、《沽上春秋》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