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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故居] 中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

作者:高国彬         发布时间:2013/4/27 21:20:27         人气:2222次

                        中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

                                  2011.9.10

张伯苓张伯苓(1876--1951) 天津人,1876年生。1895年毕业于严复为总教习的北洋水师学堂。时值甲午中日战争战败,他痛感丧权辱国,转向教育救国。1904年,在前贵州学政严修的帮助下,在天津创办私立学堂,后改称南开学校。1919年创办南开大学,以后又成立南开女中、南开小学、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以及重庆南开中学,先后担任校长40余年。

抗战开始后,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分任校务常委。1938年,他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副议长,折衷抗日各党派之间。194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48年,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长,不久辞官居家。新中国建政后,1950年,从重庆北归抵北京,后回天津。1951年在天津寓所病逝。

张伯苓认为国家不振和民族灾难深重,在于愚、弱、贫、散、私“五病”,故制定“允公允能”校训,以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

张伯苓是一位爱国志士。天津南开屡屡声援抗日,故七七事变之后,日机尽先炸毁天津南开校园。在当局召开讨论和战的庐山会议上,张伯苓率先主战。张伯苓平日对学生灌输爱国思想不遗余力。

张伯苓注重学生的群体活动。他培养学生关心世界大事、国家大事。他提倡锻炼身体,开展体育活动,曾任远东运动会的总裁判。他提倡现代话剧,自饰角色,是我国话剧事业的先行者。

张伯苓的教育思想兼收并蓄。他曾到日、美、欧等国考察,取其之长。但他也尊中国文化之“适合现代潮流者”。张伯苓随身带着和是其写照。

张伯苓是事业家,有极强的组织才能和公关手段,在外博得社会各界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和帮助,内藉完善的管理制度、精干的管理队伍和高水平的教学队伍,故能以民间力量成就南开这么一座完备、优良的学府。40余年为社会培养的精英也多矣。


生平纪实

张伯苓塑像1876年4月5日(清光绪二年三月十一)出生于天津一个秀才家庭。早年入北洋水师学堂习驾驶,1897年毕业后服务于海军,不久离职回天津执教于家馆。1904年,张伯苓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将家馆改建为私立中学,定名敬业学堂。1907年,在南开建成新校舍,遂改称南开中学堂,从此声名渐著。1917年秋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次年回国,着手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秋正式开学。1923年,创办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创办实验小学。1937年以前,南开已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他先后担任校长四十余年,培养出不少人才。张伯苓提倡教育救国,办学方针注重理工科教育。他反对学生介入社会政治活动,但也曾保护过进步师生。

“七七”事变后,南开被日军飞机炸成废墟,大学部先迁长沙,继迁昆明,与北大、清华合组成西南联大,张伯苓任校委会常委。1938年7月,张伯苓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45年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46年6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48年6月,他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不久辞去。

1949年拒绝去台湾,留在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伯苓称赞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曾致电周恩来表示祝贺。1950年5月,从重庆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欢迎。1951年2月23日在天津病逝。

传奇人生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欧洲列强像一群饿狼扑向中国,鲸吞瓜分,肆无忌惮。1898年7月,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约》。正在占据威海卫的日军,按约应当撤出,以便清政府接受之后,再行转让给英国。这一交接仪式定于在威海卫举行。张伯苓所在通济舰护送清廷大员前往。风在呜咽,浪在怒吼,乌云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滚过。交接仪式开始了,先是取下日本的太阳旗,挂起清朝的龙旗,这算是清政府从日军手中收回了失地,然后再是拱手让给英国人。这一拱让比从日本手中接受更令人凄怆。但见清兵一字排开,每人穿一件破旧坎肩,衣前写一个“兵”字,背后写一个“勇”字,而衣服更是杂七杂八,不是过于长大,就是过于短小,士兵个个面黄肌瘦,精神萎靡。他们除了手中的大刀,多半还怀揣烟枪。降旗的清兵更是不堪入目:蓬头垢面,两肩高耸,慢吞吞走出来,降下挂起不久的龙旗……而英军恰恰相反,一个个身材魁伟,穿戴威严,列队行进,步伐整齐,神采飞扬地升起英国地米字旗,那神情就像在战场上接受乞降者签字画押。鲜明地对照,强烈地印象。张伯苓亲眼目睹这场“国帜三易”的话剧,悲愤交集。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怎能忍受如此奇耻大辱!张伯苓不禁自问:国家积弱到这种地步,中华民族何以自立于世界?以这样的官兵对阵外敌,怎能不一败涂地,任人宰割?他站在甲板上,凝视苍茫的大海,耳听海浪冲击岸石的轰鸣,眼里射出坚毅的光,他斩钉截铁地说:“海军救不了中国!”经过新地思索,张伯苓得出这样地结论:“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地国民。欲培养健全地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不久,张伯苓愤然脱离海军,回到天津从事教育。

私墅教师

从“物力救国”幻想的破灭,到“教育救国”信念的确立,张伯苓的思想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从此,张伯苓以一个资产阶级教育先行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近代教育的舞台上。

张伯苓的教育生涯是从受聘于严范孙的家馆开始的。严范孙是天津著名教育家,主张变革封建教育,开办新式学堂。严、张二人思想主张一致,对教育救国、培育新人同具热心。1904年他们在严氏家馆的基础上,创办南开中学。后来这所中学越办越好,成为中国北方最著名的中学,各地学子包括美国、南洋的华侨子弟都慕名而来。张伯苓成为声誉卓著的新教育倡导者。

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张伯苓、严范孙决心创办大学。本世纪10年代中期他们就开始酝酿。为此,张伯苓去美国学习、考察,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了一年多的教育理论,有了更充分的思想准备。1918年末由美国回到天津后,就开始筹募办学资金。1919年春开始起建大学校舍。9月初举行新生入学考试,录取周恩来、马骏等96名学生,分文、理、商三科,25日开学,私立南开大学宣告诞生。

体育校长

张伯苓与学生合影当南开的校友们回忆起张伯苓校长时,总会不约而同地提及他那高大挺拔的身材和刚毅洪亮的天津腔。而在老一辈南开人心目中更为重要的,则是校长在体育这片广阔天地中活跃的形象,这便是巍巍南开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

早年就读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的张伯苓,在刘公岛上亲眼目睹了英国士兵身体强健而中国士兵体质羸弱所形成的强烈反差。1929年,他在美国考察教育时,又看到很多原本强壮的矿科毕业学生,在美国福特汽车厂做工时,竟然身体和工作效率都比不上外国人。赤诚的爱国之心,使张伯苓暗下决心:“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投身教育事业之后,张伯苓便将这样的理念带入南开学校,使更多的有志青年受其泽被。

对学生的体育锻炼,张伯苓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当晚清的知识分子还是一袭长袍马褂、一步三摇时,张伯苓就要求严馆的学生进行跳高、跳远、踢球、赛跑等各项体育锻炼。那时没有体育设施,他就在院子里放两张木椅,上面架一个鸡毛掸子的长竹杆,作为跳高的横杆,让学生把长辫子盘在头上,撩起长袍的衣襟,学跳高。这在当时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罕见之举。

南开学校创办后,他更强调:“南开学生的体质,决不能象现在一般人那样虚弱,要健壮起来”。于是体育教育便在南开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各年级每周都有二个小时以上的体育课。张伯苓还言传身教,经常与学生一起踢足球,不时亲自带领学生参加比赛。1935年以南开队主力队员和北宁队组成的中北足球队,在参加“爱罗鼎杯”比赛中,连续挫败在天津的英国队、俄国队和世界队等,获得冠军,成为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战胜洋人而夺标的足球队。张伯苓高兴地宴请了全体队员,席间他激动地说:西洋人嘲笑我们是“一盘散沙”,做事是“五分钟热度”,事实是最好的反证。足球比赛是一种团结合作性很强的运动,全队必须团结一致,顽强奋战,才能有取胜的希望,我们以此来克服“一盘散沙”,不失为一副良剂。足球比赛的时间长,紧张而激烈,必须具备坚韧不拔的精神,如以此作为服务于社会的准绳,就不会被人嘲笑我们是“五分钟热度”了。

张伯苓与周恩来

周恩来在南开周恩来与张伯苓交往近四十年,于私,是师生情谊;于公,属团结统战范畴。周恩来1913年暑假考入南开中学。在校时,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又很有社会活动能力。对于这样一个学生,不能不在校长张伯苓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当时那种世态炎凉的社会里,张伯苓不因周恩来的清贫而漠然视之,相反,他很赏识、关怀周恩来。他免去了周恩来的学费、书费、宿费,让周恩来业余帮助学校做些抄写、刻字的杂事。周恩来常到他家中去,师生俩经常进行长时间谈话,内容涉及社会问题和国家大事。

周恩来于1917年6月中学毕业后,在日本留学一年多。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后,他接触了新思潮。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周恩来回到天津。他开始用新的宇宙观观察中国和世界问题。他对于南开教育,对于张伯苓虽然一如既往的热爱和敬重,但他不赞成张伯苓当时为办南开大学向北洋政府的官僚政客陪笑乞援,反对拉曹汝霖、杨以德之流充任校董,他在给南开留日同学会的信中公开批评张伯苓的上述做法,公开批评南开教育的弊端。张伯苓通过对外国教育的考察、研究,也深感南开教育需要革新,他积极创办大学也意在摸索中国教育的道路。1919年9月南开大学成立,张伯苓准予周恩来免试入文科学习。12月,张伯苓委托周恩来在修身班上向全校师生宣布改革大纲。这是张伯苓对周恩来的最大信任,也是周恩来对张伯苓办教育的有力支持。

30年代,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在这个时期,周恩来与张伯苓的接触,远远超出了师生之谊,有着更深刻的内涵,关系也更为复杂。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以共产党代表的资格与国民党谈判,终于迫使蒋介石初步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条件。南开大学为此召开了庆祝大会,张伯苓在会上说:“‘西安事变’这么解决好,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1938年7月,张伯苓担任第一届国民参政副议长,常驻重庆沙坪坝南渝中学(重庆南开中学)的津南村,交往各方人士,津南村一时成了当时社交活动中心。同年底,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重庆,也把重庆南开中学作为巩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阵地之一。周恩来经常以校友身份去学校,或以师生关系到津南村拜访张伯苓;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抗战形势宣传,揭穿蒋介石借抗战之名,拼凑反革命武装力量的阴谋。南开师生于1940年春抵制了蒋介石鼓吹的“从军”运动。

张伯苓晚年曾经出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替蒋介石“跑龙套”(张伯苓语)。1948年冬,张伯苓离开南京考试院,避居重庆。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不久,北平和平解放。张伯苓的老朋友傅作义担心张伯苓在重庆的安全,便找到周恩来。周恩来正要想办法透露消息给张伯苓,不让他去台湾。随后,辗转托香港的南开校友,以“无名氏”署名的信件,向张伯苓传达了上述信息。张伯苓知道这是他的学生周恩来对他的关照和爱护,顿觉豁然,下决心婉言拒绝蒋介石、蒋经国之邀。当周恩来听了傅作义报告的“张伯苓没有走、希望北归”的消息后,很高兴。周恩来请邓小平给予协助,并给重庆军管会打了电报。1950年5月3日,张伯苓夫妇乘飞机北归。北京有关部门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妥善接待。周恩来当天匆匆赶到傅作义家,问候校长和师母。张伯苓在北京生活了4个月,周恩来常去看望他。秋天,张伯苓回天津前,周恩来、邓颖超在中南海西华厅为他饯行。饭后,周恩来关切地问张伯苓回天津还有什么困难,并说要写信给天津,说明是我们把校长接回来的。张伯苓回到天津后,天津市长黄敬曾给予关照。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逝世,周恩来一听到消息马上赶来天津吊唁,并由他领衔组成治丧委员会。他同校友们见面时说:“很遗憾没有早点来,没能见到张校长……看一个人应当依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论过去的人。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张伯苓去世后,周恩来还关心着张伯苓家属的生活。

张伯苓与张学良

1990年解除幽禁之初,张学良和夫人暂时留住在台北寓所休养,是年8月中在寓所接受了日本NHK广播协会记者的专访。在采访当中,日本记者突然向张将军提问:“先生在年轻时受谁的影响最大?”张将军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是张伯苓先生!”接着张将军回忆了早在1916年他还是一位年仅16岁翩翩少年的时候,在故乡沈阳聆听了张伯苓先生的一次讲演,张伯苓的讲话十分感人,使他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

1916年10月底,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应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来到沈阳讲学,在沈阳青年会对青年教友作了一次讲演。讲题是“中国之希望”。这时张伯苓年届40,正当壮年,办学有成,他创办南开中学已满12周年,积累了丰富的对青年进行教育的经验。以他口若悬河的天津话和善于鼓动的激情,打开了青年听众的心扉。掌声一次又一次地震撼了讲演大厅。

鬼使神差,谁也不知道在台下听众席中有一位显赫人家的子弟,东北三省督军大帅张作霖的16岁公子张学良。此时的张学良正是一位享受优越生活无所作为的富家纨绔子弟,前来听讲只是由于慕名张伯苓的办学业绩,同为基督教教友,抱着好奇心来猎奇的。但在他当时的二八年华,正是青年人憧憬未来征程,为国家和社会的前途踌躇苦闷、思想多变的时期。张伯苓讲到国民对国家的责任时讲出了一句语惊四座的话:“中国不亡吾辈在!”在张学良的头脑中引起了震撼。张校长讲道:“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人人有了自我,中国就亡不了。我们必须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种信念!”这几句话对张学良竟然丝丝入扣,震撼心弦,对他起到了拨雾指迷的作用。

张学良听了张伯苓的讲演词,认识到自己不应该继续沉湎于游乐、做父亲和家庭庇护下的公子哥儿,而是男儿当立志,应该能为国家和社会做些有益的事业。张伯苓的声影在张学良的头脑中深深打下了难忘的印记。

南开大学创办于1919年“五四”时期。创办人是严范孙(1860—1929),名修,字范孙和张伯苓(1876—1951),名字伯苓。二位先生均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著名的爱国教育家。他们把私人办学这一传统形式,注入时代活力,积极探索西方教育与中国国情的密切结合,他们创办新式高等教育的功绩,为国内外同行所称道。

为了创办大学,1917年8月张伯苓赴美国纽约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从著名教育家孟禄、杜威、等研究教育。张伯苓入学后,比较系统地学习西方教育理论,调研美国私立大学的办学思想,管理体制等,并且广泛接触在美的中国留学生,为南开物色优秀师资。1918年5月南开校董严范孙,中华民国教育总长范静生(1875—1927),名源廉,字静生,也赴美国考察教育,共同为创办南开大学做各方面准备。张伯苓与严范孙、范静生对美国教育进行了广泛考察,并着重考察了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旧金山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格林奈尔大学的学制,设备,图书馆,参观大学实验室,拜访大学校长、了解美国私立大学建校筹款等情况。通过近半年的考察,严、张对美国教育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为创办南开大学奠定了基础。

南开之有此成绩,须归功于张伯苓的领导,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他常对友人说:一个教育机关应当常常欠债。任何学校的经费,如在年终,在银行里还有存款,那就是守财奴,失去了用钱做事的机会。他开办学校可说是白手起家,他不怕支出超过预算。他常是不息地筹谋发展新计划,不因缺少经费而阴断他谋发展的美梦。他对前途常是乐观的。他说:“我有方法自骗。”其实,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结果呢,确是常常有人帮助他实行新计划。

张伯苓在他的自传里说:“南开学校诞生于国难,所以当以改革旧习惯,教导青年救国为宗旨。”他还说中国的弱点有五,即1、体弱多病;2、迷信,缺乏科学知识;3、贫弱;4、不能团结;5、自私自利。

张伯苓为改良中国的弱点,因而提出五项教育改革方针。他主张新教育,第一,必须改善个人的体格,使宜于估衙;第二,必须以现代科学的结果和方法训练青年;第三,必须使学生能组织起来,积极参加各种团体生活,共同合作;第四,必须有活泼的道德修养;第五,必须感化每一个人都有为国宣劳的精神。

此外,除教会学校之外,南开在中国人自办的学校中间,以体育最出名最有成绩,无论在全国运动会或远东远动会,南开的运动选手成绩都很好。自1920年来,张伯苓在迭次全国运动会中被聘为裁判长。这些都得力于他终身提倡体育及在各种运动比赛中着重运动道德的缘故。南开还以训练团体生活共同合作著称。南开最有名的学生活动,就是他的新剧社。早在1909年,张伯苓即已鼓励学生演剧了。他还亲自为他们写作剧本,指导他们表演。他还以校长身份不惜担任剧中主要角色,使外界观之惊骇不置,认为有失体统。后来,他的胞弟张彭春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文学和戏剧归国,接受他的衣钵,导演几本新剧,公演成绩非常可观。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和《人民的公敌》,由张伯苓导演,极得一般的好评。

南开的遭遇日军炸毁,在张伯苓及其同僚原属意料中事。1935年,张伯苓早已到四川各地查勘适宜的地址,俾做迁校之计。数个月后,他又派南开中学教务主任到华西去考察是否有设立华西分校的可能,不久决定在重庆近郊兴建校舍。1936年的9月新校开学,名南渝中学,1938年,应南开同学会的建议,改称南开重庆分校。南开在大小写则从教育部建议,与清华大学和北京在学合并,在长沙开学,校名联合大学。迄至1937年,长沙被敌机轰炸,联大奉命迁往昆明,校名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当其时,张伯苓大部分时间都留在重庆分较。南开新校舍又被日机轰炸。1940年8月,南开新校舍落下巨型炸弹30枚,但是被毁校舍旋即修复,弦歌始终未曾中辍。

张伯苓爱国,对于国家政治的发展自然极为注意。惟恐天下不乱政府屡以要职,且曾邀其出任教育部长及天津市长,均被婉辞谢绝,以便有机会以全副精神实现南开的教育理想及至战时,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乃投身政治。1938年,国民参政会成立,张伯苓当选副议长,迭次出席会议,不常发表议论,其力量则在驻会委员会发挥之。张伯苓希望教他每个学生都有政治的觉醒,虽则不一定人人参加政府。




                                       张伯苓故居



          

张伯苓故居坐落在和平区大理道39号。位于环境幽雅的民园体育场附近,是一座典型的英式三层小洋楼。房屋前后宽敞的庭院,种有名贵的花草树木。

室内均为菲律宾木门窗、地板和楼梯,装修讲究,采暖和卫生设备俱全。至今该楼已迄八十春秋,保持完好。张伯苓夫妇于1950年9月15日带着周总理的一片关怀从北京回到天津,便租住于此。



                          张伯苓在天津有三处旧宅


张伯苓(1876--1951),名寿春,天津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任海军士官生。亲睹甲午覆师,奋然有教育救国之志。1904年办敬业中学堂。1906年迁新址改称南开中学。1908年和1917年两次赴美考察教育。归国后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正式成立开学。1936年在重庆成立南渝中学。“七七”事变后,南大校舍被日军炸毁,学校迁昆明,与北大、清华合组西南联大,任校务委员会常委。1950年5月,在周总理直接安排下,张伯苓夫妇乘机从重庆来到北京,住在傅作义寓所,周总理看望了张伯苓夫妇。1951年张因病逝世,周总理在张伯苓逝世的第二天从北京赴津吊唁。张伯苓最早住在南开区一纬路六德里的一个中式三合院中,为青砖瓦房,陈设简朴。抗战胜利后,张返津居住,地址在南门外大街272号(现为天津市无线电六厂)。后住大理道87号(现门牌39号)。

张伯苓第一处旧宅位于南开一纬路六德里(今南开区三马路26号),在这里住了40余年。该址在比利时电车厂旁边的一个羊皮市中,条件很不好。旧宅为中式传统三合院,青砖墙面,青灰瓦顶,为普通的砖木结构平房。占地近600平方米,建筑面积400平方米。大门设在东北角朝北开,旧房虽是三合院,但不规则,除三间南房为书房较好外,其他房屋均属一般平房。虽然简陋,却整齐清洁,几净窗明。院子里有单杠、双杠、礅子石锁等运动器械。张伯苓故居常有师生往来,曾在南开中学任教的舒庆春(老舍)和南开中学毕业生万家宝(曹禺)及周恩来等经常到家拜访。据说,有一次张学良登门拜访。汽车在这普通居民区的土道上转来转去,却怎么也找不到“张公馆”。张学良亲睹此景,不禁惊叹道:“偌大大学校长居此陋室,非我始料,令人敬佩”。现该宅已拆除。

抗战胜利后,他主持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在津复校。此时他居住在南门外大街272号的一所欧式灰砖2层楼内(现为天津市无线电六厂)。现该宅保存还好。1948年他出任考试院院长。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蒋经国三次劝他一同去台湾,均被他以不愿意离开大陆,不愿离开学校师生为由而拒绝。重庆解放后,于1950年5月,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安排下,张伯苓夫妇乘机从重庆来到北京,住在傅作义寓所,周恩来总理看望了张伯苓夫妇。张伯苓夫妇到在北京生活四个月后回天津。

张伯苓刚回到天津时,借住在位于常德道的卢开源家.两周后,迁住大理道87号(现39号), 与三子张锡祚同住。该楼建于20世纪20年代,为3层英别墅式砖木结构。室内均为菲律宾木地板、门窗和楼梯。房屋前后有宽敞的庭院。南开的老校友常来看他。每逢周五,他都邀请一些老校友吃饭;欢聚和畅谈.有时也去听听小彩舞(骆玉笙)的京韵大鼓,韩俊卿、银达子的河北梆子。他感到生活很惬心,高兴地对家人说:“从前办南开坎坷不平,以后就是平坦大道了。”1951年2月14日晚,张伯苓突然中风;2月23日,与世长辞,终年75岁。张伯苓一生没有资产积蓄,病逝后,家人从他的衣兜里发现7元多钱和两张过期戏票。这就是张伯苓留给儿孙们的全部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