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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故居] 祖父严修旧事数则

作者:严仁赓         发布时间:2013/4/27 21:03:02         人气:3263次

                    祖父严修旧事数则

                      严仁赓 2011.9.6

 活到老 学到老

祖父幼聪颖,喜读书。科举考试前,曾勤读经史,习诗词。22岁 (1882年)中乡试,次年取进士。1886年26岁,授翰林院编修,兼国史馆协修。此后八九年借工作之需要和便利,得博览群书,大扩眼界,犹鱼得水,攻读益勤。

祖父有一套利用公余时间充实自己的办法。其1892年日记中有云:“余尝与大儿盲,吾有三课:枕课、辫课、车课,各以一书为程。积日累月,所得甚多,大儿闻而慕效之。” ,

祖父兴趣广泛,尤喜天文、算学、医学诸应用学科。曾谓“治学应以实用为主”(见1884年日记)。早在中举之前的1877年17岁时,得识邑人陈奉周,即师事之。“奉周博文,通西学,深受讲贯之益。”1880年20岁,初习算学,用功甚勤。在此后日记中,屡见攻读算学、天文、医学等学科的心得和质疑。根据1884年到1892年日记中零星记载,列举当时钻研之科目包括数学、开方、音律、天文、格致、医学、化学诸门。攻读过《勾股举偶》、《数学论》、《数理精蕴》、《九章数学》、《白英堂算书》、《代数术》、《九数通考》、《格致入门》、《格致启蒙》、《天文启蒙》、《地球新录》、《洄演医案》、《伤寒明理论》、《霍乱论》、《化学卫生论》等书籍。

1890及1891年,“在京寓五老胡同,每夕与陶仲明、王庸卿同学习,习毕,辄笔记之。”

1894年奉命使黔,轻装简从,惟囊橐中书籍为多,共14大箱,途中勤读不辍。抵黔后,所携书籍,连同任内捐廉购置的中西图书,全部捐赠当地助学,并曾多次托人到上海译学馆采购汉译科技图书及名人译著,供自学及教学之用。在黔期间,加习英文,深究数学,通微积分。

1897年,祖父创建贵州第一所学堂贵州经世学堂时,将算学定为入学考试科目之一。学生入学后,须学习格致、算学诸科。陈廷缜在所著《严修与经世学堂》一文中认为,当时严修的贡献,是引进西方的科学书籍,并先自学习,再为诸生答疑解惑。

是年,因任满前奉请开设《经济特科》,开罪以慈禧为代表的清廷顽固派。北返后不久辞官回津,一心办学。从此获得更多读书时间,尤偏爱科技读物。1899年家居时,更能与张伯苓相互探讨。祖父平日于代数、几何致力最深,至是乃益贯通。此后,1907年5、6月在学部任职期间,于京寓请日人小幡讲植物学,无一日旷课。是年冬,读经济学书若干种,兼及理论、格致、法政诸科。由此可以看出,祖父仍然贯彻他的学习以“实用为主”的初旨。

祖父津寓书斋设在正门内二进西偏院,名曰“枣香书画室”,以院中植有枣树二株得名。室内东壁置书柜,其旁陈设文房四宝,包括一些古砚、名墨。长屉内珍藏一些名家字画。西壁窗旁悬一挂钟,钟旁悬一副木刻楹联,上联曰“小鸟枝头亦朋友”,下联曰“落花水面皆文章”。前窗设书案,案头置台灯供夜读。后壁备简易寝具,供午休或夜寝。室后有小门,经甬道直通藏书丰富的藏书楼“旧罩棚”大厅(原为蒙养园大课堂)。大厅上额悬横匾曰“十万卷楼”。书籍按经、史、子、集分类陈列于排排书架之上,泰半为几代人积累购置。祖父回津后,除增购线装旧籍外,旁及汉译外国名著和科技图书,以及如梁启超著《饮冰室文集》等当代名人著作,并订阅《国闻周报》。天津图书馆建成后,捐5万卷以实之,仍余1600余种。

二十年代初,“锁式楼”(一楼一窨)建成,祖父移到新居。楼之西半部分辟祖父和祖母卧室,向阳一间为祖父书房。右半部为饭厅,连接客厅。此时,“旧罩棚”存书已移至“新罩棚”和槐厅。1923年严氏女学停办,大部书籍又移至近在咫尺的原女中楼上下教室,取阅更便。祖父每日除有事外出或迎接来客外,终日闭门书斋。偶尔提笔为人书写对联或泼墨作画,其余时间,自晨至夕,手不释卷。他坚持每日记日记。有信必复,均留底稿。生活十分规律。

祖父曾三次赴日本,得以粗通日语。但早在督学贵州时,即已开始从祁听轩习英文。此后,时续时断。1907年在学部任职期间,继续于公余学习英文,成为日课。

1913年7月,祖父受袁世凯之托,送袁氏三子去英国留学,住伦敦,于次年5月返程回国。往返途中,历经欧陆各国,深感英语用途广泛。这期间,他的英文水平又有提高,可以阅读诸如欧洲历史等类书籍。

到了1917年及1918年,祖父已年近花甲,更延师于家集中学习,想是为了访美考察教育作语言方面的准备。但毕竟年事已长,进展不快。做到能听能读,而讷于口头会话。但即令如此,犹能在北美半年余时间内访晤许多美加两国教育文化界人士和参观各级学校及文化机构,得以深入了解彼邦学校教育制度和社会教育制度,颇受启发,亦颇有心得,为回国后开办南开大学奠定了感性认识上的基础。

游美归来,有人问他印象如何。他答:“彼邦为事择人,故无废人,亦无废事。我邦则为人择事,易言之,用废人,斯事无不废也。”可见他当时已能正确观察到吾国用人弊端。可惜这种弊端至今未大改进。

1942年,当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时,胡适博士曾手赠所著《张伯苓》一文的英文打印稿,并指给我看其中讲到有关祖父的几段话。现将其中一段照录如下:

“1918年,范源廉陪同严修去美国考察教育。为了安全,美国政府派了一位特工人员随同考察团做保卫工作。严修不懂英语。但那谦虚 稳重的举止,给予那位特工人员很深刻的印象。在考察工作结束时,那位特工人员对同行考察的范源廉(曾做过教育部长)说:‘我受命陪 同外国著名的来访客人很多,但我没有遇见过比严先生更可爱的人。’这是一个外国人对严修的评价。”

其实,当时祖父还不能说“不懂英语”,而是口语不很灵光。他一贯态度严肃,不苟言笑,对陌生的外国人就更怯于启齿了。

自美返国后,祖父仍继续攻读英文,直至垂暮之年而未止,并且仍然保持多年来嗜书成癖、手不释卷的老习惯,做到“活到老,学到老”。祖父读书的志趣和习惯,可概括为:一、学以致用,不尚空谈;二、锲而不舍,坚持不懈,三、见缝插针,利用一切可用时间;四、自旧学逐渐转向新学。


  祖父与袁世凯

五十年代后期,当周恩来总理亲嘱仁曾大哥着手编写祖父《年谱》之际,曾明确交代:在《年谱》中,必须弄清祖父同袁世凯政治上的关系,因为这是评价祖父一生功过的重要问题之一。

袁世凯向慈禧告密,出卖光绪和康、梁,导致戊戌政变失败,光绪被禁,康、梁逃亡,六君子就义,袁氏此举,行踪异常诡密,当时并未暴露其奸诈阴险的本色。

祖父是变法维新的热情支持者。曾认为:“欲强中国,必须变法维新。”主张中国应效法日本之明治维新,借以强国裕民,免遭外侮,建立如英、日等国“虚君立宪之制。”这些主张,与梁、康不谋而合。在祖父贵州学政任内期满北返途中,曾与梁启超、康广仁同轮,得深谈,十分投契。北返后,在京晤康有为,畅叙甚久。祖父深佩康有为《公车上书》的傥论,曾谓:“康长素真卓论也。”(见1897年日记)由于祖父因《经济特科》事开罪于宫廷顽固派,愤而于戊戌4月辞官返津,因而政变中未遭牵连。然而,其初衷则并未改变。

祖父初识袁世凯,是在他辞官返津之后,袁氏在小站练兵之时,曾深佩其才及其强兵御侮之志。同时,袁氏亦主倡新学,于是引为知己。迨至清末,二人同朝为官,乃加深友谊。但是,在政治品质和个人品德上,二人则大相径庭。

1908年光绪、慈禧先后病死,溥仪登基,袁世凯失势,被摄政王载沣罢黜其军机大臣和外务部尚书职务,悄然离京。当时多数人,包括袁的亲信,均避之唯恐不及,送行者寥寥数人。祖父则不避嫌讳,不畏牵连,甘冒重大政治风险,到车站为袁世凯送行。除祖父外,尚有杨度(晰子)其人。杨度晚年在周恩来等人指引帮助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为祖父所不及。然而,在袁氏称帝之前,杨度则是拥袁称帝的“筹安会”中核心人物之一,是个十足的保皇派。而祖父当时则极力反对袁氏称帝。闻袁阴谋称帝,曾责其心口不一;“若行兹事,则信誓为妄语,节义为虚言。公虽欲为亡,而各派人士恐相率解体矣。”迨“筹安会”事起,更专程赴京,当面规劝,晓之以义,动之以情,冀其幡然悔悟,回心转意。不料竟遭到袁氏的奚落和愚弄。在《自订年谱》乙卯(1915年)条也有如下记载:“八月,筹安会起,入都争之,不得,遂绝迹于北海。”忿激之情,溢于言表。

在蔡东藩、许廑父合著《民国通史演义》一书中,对这段插曲曾做过以下描绘:“闻帝制议兴,不禁私叹道‘我不料总统为人,竟尔如此。近来种种举动,令我越看越绝望了。’及筹安会发生,谒袁力阻,情词恳挚,几乎声泪俱下。老袁亦为动容,随即答道:‘究竟你是老朋友,他们实在胡闹。你去拟一道命令,明日即将他们解散便了。’严修唯唯即退。次日持稿请见,为总统府中司阍所阻。严修谓‘与总统有约,今日会谈。’阍人大声道,‘今晨奉总统命,无论何人,概不传见。请明日进谒罢。’严修恍然大悟,即日乞假去了。”《民国通史演义》虽属小说,但蔡、许二氏所著历史小说,向称严肃,以上所引,涉及近代人物,细节或未尽符史实,唯关于严、袁两人在帝制问题上之态度径庭及终于决裂的基本过程则应有据,可为参证。


  祖父的慈与严

我父早逝,遗下三男四女,均未成年,最幼仅两岁。我父是祖父的长子,最受锺爱信任,祖父老年骤丧爱子,悲恸逾恒。他把爱子之情倾注于寡媳及其失怙的儿女身上,备加怜悯,多方照顾,以慈母的情怀,把抚养教育七个孙男孙女的责任直接担当起来。

当时母亲只靠父亲生前保寿险所得偿金,每月领取30元利息,维持八口生计,十分拮据。祖父不时给以小量接济。实际上,祖父手头并不宽裕。他每月从帐房领取区区数十元的生活费,不足他购买书籍和文房四宝之需,还要靠给人书写对联,每副收润笔二元补足之,所以,我们是靠祖父的爱抚和培育一年年成长起来的。因而,自幼就感受到祖父不同寻常的慈母般的爱。对于他,我们也怀有真挚的和深厚的敬和爱。

对于孙辈,祖父从不溺爱,而是以自身行动为榜样,高标准地“严”以“范孙”。他虽曾溷迹政界,但能一尘不染,廉洁自守,两袖清风。在贵州学政任内,因捐廉助学,以至宦囊空空,几至无法任满还乡。  1906——1910年在学部任内,因捐资兴学和协助社会教育事业,又负债22000余两及银元18000余元。自责:“甚矣余之侈也。今后极宜思节俭之法,以助弥补。”(见1910年日记)祖父在就任学部职务之初,即大力整顿官风官纪,严禁行贿纳贿,京外馈送,一概谢绝。

记得有一次,他率家人去北宁公园游览,主持人事先闻讯,早已敞开大门,在门外恭候迎迓。但祖父到后,却先去售票处为全家人购齐门票,方才率众徐徐入门。此虽小节,但足见他不肯依仗享有的社会地位捞取特殊权益的品德。所有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奉为学习榜样,终生受益。

祖父不仅要求我们成为高尚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而且希望我们每人都能学有一技之长,成为德智兼优、体魄健全、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的全面发展的人,这也正是他30年办学的基本方针。

他为我们延师教授武术;聘名师杨芝华等授昆曲和教我们每人至少掌握一种民族乐器的演奏技术,组成乐队,不时操练。在一次节日之夜,祖父曾命我们到估衣街等繁华地带的街头,为民众演奏打击乐《十番》和丝竹乐,他请刘棣怀、吴清源昆仲指点我们学围棋;延聘名画家刘子久指点国画基本功。他自己也时常亲临参加这些活动,此外还要求我们每周练习大字和写一篇信稿,亲自批阅圈点,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我们获得全面培养,我们咸受其益。

迨至暮年,祖父身体越来越虚弱,诸病缠身。每逢周末,则时常召孙男孙女到他的客厅(接连饭厅)集合欢聚,或是对弈下棋,或是共赏留声机放京剧或西洋音乐或“洋人大笑”等类唱片,或做“捉曹操”游戏,或吹箫弄笛,或掷“升官图”,或是听孙辈拉唱,或是一展歌喉唱几段不很搭调的“陈德霖”唱段,而自得其乐,并借以转移他遭受肿瘤病痛折磨的注意力。每次都由祖父自认“大头”,买些天津萝卜和崩豆作为慰劳。

祖父也支持我们自发地搞一些课余活动。例如,仁颖弟和我曾自撰自编自印一个小刊物《乐群》,祖父热情指导,亲自为文章评定优劣。可惜仅出几期,便因稿源不继而停刊。另外,仁远、仁颖和我还曾自编一出警世滑稽剧,在“旧罩棚”大厅演出。全家老幼都成为观众,笑料百出。祖父高兴地参加,多次捧腹。

祖父也注意对我们进行时事教育。为了使我们认识大规模内战造成的深重苦难,曾组织我们在一次战后到韩柳墅凭吊弃尸荒野的惨景。

以上种种活动,几乎全都由祖父亲自操持,根据他的意旨行事,因而往往不能根据每人的秉性、天赋、爱好有所选择,有所侧重,而往往是强求一律。因此在培养课余爱好方面,就不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主动性和个人特长了。

祖父一向不苟言笑,态度严肃,孙辈们既敬之,又畏之,以致使十分充实和丰富多采的课余活动显得缺乏活跃气氛。即使在“周末晚会”这种生动活泼的场合,大家也还是比较拘谨,不敢放浪形骸,从而使之严肃有余,活泼不足。记得有一次周末在祖父客厅开“晚会”,仁菊二姐饭后匆匆赶来,一屁股便坐在门口小凳上。由于她是饱食后急速赶来的,打起噎嗝,引起哄笑。二姐十分紧张,竭力想把噎嗝压下去,反而越发不能制止。祖父此时故意讲几句轻责的话,这一招可真灵,一下子噎嗝便止住,但二姐也被吓得哭了起来。其实,祖父虽态度严肃,但从无疾言厉色或大声训责人,对仆人也如此。即使十分气恼,也只面带愠色,默默不语而已。但不知为了什么,全家长幼上下竟都这样怕他。

祖父生怕我们受到社会上坏风气的侵蚀感染,因此为我们安排的各项文体活动,几乎都是在与社会隔绝的高墙深院中进行的。因而我们便不能获得多接触社会、多接触民众的机会。每日清早,上学前我们依齿排队到祖父书房道别,说一声“爷爷,我走了。”下学以后,须先到祖父书房“报到”,说一声“爷爷,我回来了。”才能回自己房去。

在祖父这种严格要求和长期亲承教诲和薰陶之下,形成的性格和品质,往往是:具有爱国心和上进心,循规蹈矩,耿直坦诚,工作认真负责,生活检点朴素,不沾染社会恶习。但是与此同时,则又表现为言行拘谨,工作不够大胆;守成有余,而开拓精神不足;不善于应付错综复繁的社会环境,不擅于“处世”之道。


  一代爱国者

激于爱国热忱,抱有救国之志,坚信改革教育即可以救亡图存,祖父从本世纪开始,连续10年之久,亲自进行教育制度改革的具体实践。先从家庭入手,推及天津全市,再从天津推及直隶全省,进一步推及全国。到清末,科举既废,新的资产阶级式的教育制度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从此揭开了中国教育史的新的一页。

民国建制后,祖父的爱国之心和救国之志未衰,教育救国的信念亦未动摇。但其时,因学校教育制度的改革基本完成,祖父乃继续以饱满的热情和执著的改革精神,投身于移风易俗和推动社会教育的新的一轮斗争中。

他反对封建迷信,反对星卜卦算,反对烟赌,反对歧视妇女,反对嫖妓宿娼,反对婚丧寿庆大操大办,反对奢侈浪费,反对妇女缠足和其他一切封建陋习,特别注意到赌博和吸烟为害之烈。曾经慨叹:“吾国近十年间,风俗习染之骤,有至可惊至可惧者三,即麻雀牌、彩票和纸烟。”惟纸烟一项,使人靡然成风而不以为怪,需要大声疾呼,方能逐渐加以戒除。”

为使妇女求得解放,早年即曾编了有名的《放足歌》。这首歌曾在社会上传诵,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同时也表现了他对缠足妇女的深切同情,即使今日读来,仍有极大的感染力’。例如,其中:“五龄女子吞声哭,哭向床前问慈母;母亲爱儿自孩提,为何缚儿如缚鸡?”“儿足骨折儿心碎,昼不能行夜不寐”,“少小学生向母提,儿后不娶缠足妻”;“缠足女子何太愚,书不能读字不识,困守闺门难动移”诸句,均足动人心弦。

对于以上这些移风易俗,改革社会风气的主张,他都身体力行,并走在一般人前头。

祖父大力支持林墨青主办的诸如“广智馆”。“社会教育办事处”、“宣讲所”等社会教育事业。他提倡文字改革,以利于普及教育,在家人中首先推行注音字母,无论长幼,人人必须学会,并能应用。他提倡国货,抵制洋货,支持宋则久兴办“国货售品所”,以振兴民族实业,次子智怡留日习化工,回国后开办“天津造胰公司”,家人无分长幼,人人入股支持。

祖父热心参加旧剧的改革,认为“剧本加以改良,其功不下教育”。实际上,戏剧改革也是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曾帮助韩补庵为奎德社(女剧社)编写新剧,去其糟粕,注入针砭时弊及爱国主义内容,并为妇女受歧视深鸣不平。每逢演出,祖父总要动员我母、诸婶甚至女仆前去观剧,感人泪下,场内不时发出广片哭泣声。他又曾组观剧团去京参加“志德社”排演《恩怨缘》、《一缕麻》等新戏。祖父也热心新剧(话剧)的创立,亲自参予编写剧本,出任导演,对为《一元钱》、《一念差》等剧命名诸种活动,都抱有极大热忱,并参加南开学校排演新剧《仇大娘》。

所有以上这一切的见解和社会实践,即使今天,也还未失去其全部生命力,令人仍有现实感。但是有人却认为,祖父早期搞的学制改革“完全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而后期的重视社会教育、支持林墨青兴办各项社会教育事业,“用心则在复古”。这种说法,不能不认为是不顾事实的主观臆断。

从1918——1928年这10年,祖父在学校教育事业的兴办和人才的培养各方面,仍抱有热忱。如对创办南开大学资助周恩来、李福景出国深造,以及南开女中、南开小学的建立,都曾殚精竭虑。为筹集南开学校基金,也曾多方奔走,取得成效。

但是民国的建立,并未能改变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政治的腐败日甚一日。在这种政治局面下,学校教育与社会改革事业不能不受到严重挫折。祖父的爱国激情和改革社会的积极性不能不受到影响,不能不对国家命运和前途抱有殷忧,从而产生消极与悲观情绪。

迨至二十年代,此种局面愈演愈烈。内战频仍,连绵不断,国家四分五裂。政治腐败,贪污遍地,道德沦丧。教育经费屡被挪用,拖欠学校经费可长达数月以至半载以上,教师生活无以为继。目睹此情此景,祖父的消极悲观情绪更趋严重。到二十年代中期,他开始省悟到,政治上不进行彻底改造,仅靠教育的改革和推广,并不能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于是,对自己多年来倡导的教育改革和30年从事的改革实践,究竟于国于民是功是过,也产生了怀疑,竟至哀叹“吾生功过难分明”了。

进入他生命最后阶段,更陷入极度苦闷与失望之中而不能自遣,滋生怀旧念故的思绪,于1927年8月,与少数遗老遗少创办“崇化学会”,招收学员,由章钰(式之)讲授义理、训诂、掌故三门。许多有识之士,对于祖父一生最终阶段的这一明显的倒退,深感惋惜。有人认为,祖父不是到垂暮之年才萌发思故怀旧之情,而是自辛亥到他临终,始终对清室十分眷念。这种说法,从祖父30年间的行动来看,并不能找到证明。例如,从民元开始,他就已响应号召,改用阳历,废除跪拜礼,使用民国纪年,且于清末即已剪辫。这同货真价实的遗老华世奎形成尖锐的对比。从1919年他复张一麟一信中也可看出,此时他早已认识到“二十世纪帝制决难存在,岂犹恋恋于君主而自处于殷顽?”此后,袁世凯阴谋恢复帝制,又遭到祖父的坚决反对。迨至溥仪被逐出宫,藏身天津“张园”后,祖父始终拒绝与之谋面,而且能洞察到“日人居心叵测,逊帝一入牢笼,终难摆脱,日后必有意外演变”。

甲午战败之后,国家处于危急之秋,引起祖父忧国忧民之思,并筹思救国图存之道。当时,他把救国图存寄托希望于变法维新和他主张的教育制度的改革,因而能振奋精神,数十年如一日地从事学制改革、兴办新式教育和改良社会风尚。

但30年后,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家再次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祖父再次萌发深重的忧国忧民的情绪。但是同30年前忧国忧民显然不同之处则是,这一次他已经看不到国家的前途,认识到自己从事的半生事业,并不能救亡图存,因而由极度失望陷入完全绝望。感到回天乏术,前途渺茫。在绝望之余,乃图逃避现实,韬晦隐退,以诗文消磨时日,排遣积郁,甚至参加复旧活动。但是,即使在这种绝望的思想状况下,祖父仍然每日读报,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在祖父逝世后,各界人士致送的千百副挽联中,有一副的下联写的是“虽退隐身闲,未尝一日忘国事”(大意)。这是对祖父的正确评价。

祖父逝世的次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了长篇社论,悼念祖父去世,赞誉他是‘一代完人”。世上本无“完人”,祖父自然也非“完人”。不过,如果称他为“一代爱国者”,我想他是当之无愧的。

祖父逝世后2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铲除贪官污吏,建立真正为国为民的政权。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教育事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并飞跃前进,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社会风气大为改观。祖父冥冥有知,当可含笑于九泉矣


  严修故居




严修故居坐落在和平区重庆道144号。民国以后,严修迁至此地。该旧居为砖混结构,欧式二层建筑,建筑面积为670平方米,自成院落。该故居被列为天津市尚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严修,字范孙,1860年生于天津。曾任清末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学部左侍郎,为近代著名教育家。主张变革封建科举制度,学习西方新式教育,在贵州学政任上曾奏设经济特科,不拘一格任用人才。严修重用支持张伯苓,并一道建立了南开系列学校,他还以极大的精力致力于发展天津教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资助周恩来留法勤工俭学。1929年3月因病逝世,享年70岁。被尊为南开学校校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