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大悲院的山门之一

天津市大悲院的山门之一

      大凡佛教寺庙的正门都须做成并列三道门的形式，象征着佛教的“三解脱门”，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也有称智慧门、慈悲门、方便门)，故称“三门”。又因寺庙大多建在深山老林之中，故约定俗成， “三门”又被人们俗称为“山门”。虽说是三道门，但门的大小有别，一般来说，中间的门通往天王殿，要高大宽阔，两侧的门是便门，自然要小一些。有些寺庙将两侧的便门做成两扇窗，虽不能走人，但于佛教建制并未冲突，故也称山门，改建前的大悲院山门就是一门两窗的制式。

改建前的大悲院山门

       新扩建的天津大悲院山门，高大雄伟，朱墙绿瓦，昭示了佛教圣地的庄严和深邃。并列的三道门虽循旧制，但每座门的门楣上名称各异，曰“草堂社”“大胜寺”“真如觉场”。这三个互不相干的名字，曾引起了许多游客的不解，尤其是一些外地游客，更是莫名其妙。其实，大悲院三道门的名称正代表了大悲院的三段重要历史，三座门的不同称谓恰好表示了大悲院发展史中的三个重要历史阶段，如果把它们连在一起，正是一部大悲禅院的发展史，巧妙的设计，谕示了山门建设者的良苦用心。“草堂社”，代表着大悲院初期的辉煌历史。

       大悲院始建于何时，现存史料均无明确记载。《天津县志》卷八载：“大悲院在北门外河北窑洼，康熙八年重建。”朱彝尊所作《大悲院记》（见《天津县志》卷二十一）又载：“禅人世高，结茅天津之衢，夏以水，冬以茗果，施往来行人。而予友曹君，实司武备兹土，捐俸钱，继之程工庀材，筑室三楹，题曰大悲禅院。”有限的历史资料，为我们展开了一幅美丽的画卷，由此我们可知，明末清初时，浙江宁波天童寺一名修行的世高和尚，（见查曦《赠世高》诗句：“天童怀旧寺，杖钵几曾抛。”）云游至天津城外潞河北一个叫窑洼的地方，被那里的田园风光所吸引，遂发下宏愿，在此修禅，普度众生。他在路边搭建了一座茅草屋，题曰“退居草堂”，（见《天津县新志》卷二十三“世高，佚其名，时主大悲院，晚名其所居曰：退居。”）这个世高和尚，夏天以茶，冬天以果品等布施过往的行人。至清顺治十五年前后（据《天津卫志》记“部选守备曹斌”“顺治十四年任”，其捐资修庙当在上任之后），年久失修的退居草堂即将坍塌，此时，世高和尚的老乡、挚友，时任天津守备之职的曹斌捐出了自己的俸银，并亲自备料、监工，盖起了一座面阔三间的殿堂，并起名“大悲禅院”。为了记载这件有意义的盛事，曹斌又备下银鱼紫蟹等重礼，派人请来了家乡好友、南派大文豪朱彝尊先生，为新落成的大悲禅院题写了脍炙人口的《大悲院记》，流传于世，才使我们想见三百多年前的情形。

（见《津门诗钞》朱彝尊《云中客舍  曹武备自天津以银鱼筐蟹见寄  赋谢诗二 首》）至此，大悲禅院才以崭新的面貌公诸于世。当年，曹斌“筑室三楹”的地点，就在今日大悲院西跨院。到了“康熙八年重建”不过是原地翻盖，此乃后话。

     世高是个禅人，又是个诗人。喜交津门名士，论诗唱和。遂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和津门诗人张霖，张霔、龙震、梁洪、黄六吉等十余人结为诗社，名曰“草堂社”。当时，名人雅士们时常聚集大悲禅院，听世高讲禅，闲暇时，作诗唱和，抒发情怀。草堂诗社的繁盛红极津门，引领了津门时尚文风。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百篇绝唱佳作，千古流传（天津史志中多有载）。也成就了大悲院建寺初期历史上诗人雅集，文风鼎盛的一段佳话。“草堂社”承载了大悲院创建初期的一段辉煌。“大胜寺”记录了大悲院发展中期的历史。

    要说“大胜寺”的来历，就必须先从淮军说起。清咸丰三年（1853年），李鸿章为储备政治力量开始招募“乡勇”，编制操练。至咸丰十年（1860年），为抵抗进攻上海的太平军，李鸿章受其师曾国藩之命以皖籍“乡勇”为基础，正式组建“淮军”，日夜操练。皖籍乡间本民风彪悍，又配备了新式洋枪洋炮，遂英勇奋战，所向披靡。淮军初战告捷后，屡战屡克，连八旗清军也另眼相看，一时扬名天下。成为清军主力之一，至清同治年间，竟成为清廷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同治十一年（1872年），时任直隶总督的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到天津卫赴任，随调淮军护卫营来天津卫驻防。

      淮军来天津后，先是在城南海光寺一带扎驻。不久，天津卫发洪水，因海光寺地势低洼，营房尽被淹没。李鸿章的督府行辕当时在河北侯家后附近，深知河北一带地势较高，便命淮军调驻河北大悲院一带，“就大悲院庙基筑垒”（见《河北义地碑记》），修建护卫营。随后又有一批当地的军队（练军）也因大水来大悲院驻扎，“环大悲院高阜处筑五营，壁垒一新”（见《河北义地碑记》）。从此，大悲院便被淮军、练军的营房所包围，连出入也受到了兵营的盘查和限制。淮军驻扎大悲院后，先是在大悲院外面，营房的东南角上盖起一座“镇海楼”作瞭望塔，（此塔“高五层，卓六面”每一层都有六孔造型各异的叶形窗，便于瞭望。淮军撤出后，镇海楼又被袁世凯的警察局消防队用作瞭望哨，此塔到天津解放后方拆毁。）而后，又因大悲院的名子中有一“悲”字，恐于军中不利，便自作主张把大悲院改为大胜寺，至淮军撤出后，才改回原名。大悲院被淮军兵营包围以后，曾有一段冷清，无人敢来上香，时间长了，大家相安无事，渐又恢复往日的繁嚣。期间，淮军还曾为大悲院翻修过一次殿堂，足见寺庙和军队的关系尚可。光绪十五年（1889年）大悲院主持学文大师传三坛大戒，受戒的僧尼有百余人，善男信女更不胜数，大悲院所在的西院房屋不够用，淮军又将东侧的营房借给大悲院临时充作戒堂和寮房，淮军的支持，成就了大悲院的中兴时期。